中国作家网 作者：黄济人
张贤亮有一段未了情。
故事的开头发生在1997年北京“两会”期间。那时张贤亮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来我们四川团代表驻地的时候，经我介绍，认识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领导是张贤亮的粉丝，邀我作陪，在驻地附近的一家餐馆请张贤亮吃饭。席间，这位领导对他说，在这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如果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能够通过，那么重庆这座城市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跟进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张老师得为我们出出主意”。张贤亮微微笑道：“你可找对人了！”接着，他把一个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按张贤亮的想法，重庆需要在市郊拨荒山一座，建立绝无仅有的世界和平公园。公园的主题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全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公园的展品是雕塑，据张贤亮统计，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现存于各个国家的主题雕塑约有200多个，这些雕塑不仅是纪念品，而且是艺术品，将它们集之大成，无疑是个深远与深刻的创意。张贤亮又说，关于展品的收集，不用你走出家门，自有人送上门来。他举例说，若是美国人想在曼哈顿的街心花园竖立重庆的解放碑，那么重庆方面肯定会十分乐意，然后十分迅速地按相同的材质相同的比例做好送过去。张贤亮最后说，这件事情北京做不了，上海做不了，天津做不了，因为这三个直辖市不具备重庆独有的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的历史地位。
那位领导闻言大喜，啧啧连声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事隔半年，张贤亮为儿子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事情来到重庆，那位领导再次宴请张贤亮，再次谈及世界和平公园，因为这时重庆已经成为直辖市，相关事宜可以进入筹备阶段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次见面，沉思熟虑的不是张贤亮而是那位领导。他这样告诉我们，张贤亮的创新得到了市委的认可，考虑到万事开头，市委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峡移民的后续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立市之本，还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千万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发展之根。有鉴于此，“我想请张老师以文化大家的名义而不以重庆市委的名义，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张贤亮明白这位领导的意思，也知道另一件既成事实的例子，那就是通过巴金先生上书给中央的建议，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于是乎，张贤亮决意去找巴金。离开重庆后，他来到上海，适逢巴金在杭州疗养，他又赶去西子湖畔。得知来意后，巴金对张贤亮说，你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建议你再去找冰心签名，请注意，她的名字一定要放在我的前头。于是乎，张贤亮连夜赶去福州，在一家医院的病榻上见到冰心，用事后张贤亮告诉我的话说，当时冰心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两位护士将她慢慢扶起，而她斜倚在床头，用颤抖的右手，在报告书的下方写上名字的时候，站在侧旁的张贤亮再也忍不住了，他流着眼泪对冰心说：大姐，我替重庆感激你，我从小在重庆长大，所以我也要替自己感激你！
就这样，连续奔波数日，张贤亮终于将签了名的报告书带回重庆。在递交到市委主要领导手里之前，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底拿出报告书，然后平平整整地放在书桌案头，让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和我过目。在我的记忆里，签名的文化大家有5位，除了巴金和冰心，还有王元化、贺绿汀以及张贤亮自己。
有准确消息说，张贤亮离渝不到半月，市委主要领导便趁到中央开会的机会，将只此一份的报告书带去北京，并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在随后的日子里，关于这份报告书，不断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传来，有的说文化部门批了，外事部门没批，有的说外事部门批了，文化部门没批。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份报告自从去了北京，便再也没有下文。
最为关注此事进展的，自然非张贤亮莫属。他先是每日打电话，以后是三天五日打电话，最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似乎连询问的勇气也丧失了，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末了才是一句：“你看这事儿搞的！”诚然，数年之内，这事儿虽不再提及，但我相信仍装在他心里。好在时间能够生长一切，也能够摧毁一切，数年之后，他写他的长篇《一亿六》，他忙他的西部影视城，在我的判断里，关于世界和平公园的故事，应该从他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更没有主题与意识，荒诞而离奇。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隔18年，张贤亮居然耿耿于怀，旧话重题！那是今年年初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的时候，适逢张贤亮因患肺癌在北京就医，原本与会者相约前往医院探视的，不料他早早给我们发来短信，邀请大家与他共进“最后的晚餐”。令我心酸的是，走进饭厅，那张熟悉得如同兄长的面孔突然变得陌生了。他服了一种昂贵的药，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脸色变得黝黑，满颊布满红斑，以至几位女作家害怕得不敢与他握手。饭桌上，张贤亮谈笑风生，神情依旧，虽然时不时掺进一些关于死亡的话题。“活到老，学到老，这话不错”，张贤亮面朝众人道，“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最后一门功课是什么。”是什么呢？众人没有提问，只是洗耳恭听。张贤亮一拍桌子，语惊四座，“那就是学会死亡！”这时有人提问了：何谓学会死亡呢？张贤亮成竹在胸，不紧不慢地说，“这就需要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两眼闭拢之前，不留下一丝遗憾。”又有人提问了：如你所言，你自己做得到吗？张贤亮稍有迟疑，摇了摇头，然后将目光直直地对准了我。“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济人是知道的，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它使我不得不抱憾终身……”
我离京返渝不久，张贤亮也回到银川，回到西部影视城城堡的寓所养病。整整两个月，他和我没有通过一次电话。于我而言，明知他肺癌晚期，危在旦夕，再去问寒问暖，互道珍重，未免有些矫揉造作，故而不曾主动打过电话。两月之余，他的电话打过来了，声音依然洪亮，语调有些悲戚，他说他已经足不出户了，整日待在家中，或坐或卧，甚感寂寞与孤独。电话里，他向通过我认识的几位重庆朋友问好，他说每次来渝，都受到大家的盛情款待，如果来日不多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报答了。
我把张贤亮的问候转达给了那几位朋友。大家决定集体动身，专程去银川看望张贤亮。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张贤亮的助理马红英，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到来，让张贤亮兴奋不已，天刚放亮，他便杵着拐杖来到我们下榻的马樱花宾馆，然后登上楼梯，查看每一间客房，瓶中的鲜花是否插上，盘里的水果是否放齐。心肠，还是张贤亮过去的心肠，身体，却不是张贤亮过去的身体了。我们在影视城待了五六个小时，他与我们的交谈断断续续，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二三十分钟。他显得如此虚弱，又十分乏力，以至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离别时分，在百花厅茶坊，他呷了口咖啡，突然提高嗓门儿道：“明年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报纸上的宣传现在就开始了。其实，重庆只要建起了世界和平公园，那才是中国人永恒的纪念……”
不要说掷地有声，至少说余音绕梁，可是，说完话不到100天，张贤亮便匆匆走了。得知他去世的翌日，我再次飞抵银川，为的是多送他一程，再给他说几句话。市郊的殡仪馆大厅，我面对张贤亮的遗像，深深三鞠躬，然后走近灵柩，隔着玻璃，望着他安详的遗容，禁不住在心里喃喃自语：情未了，心已尽，贤亮兄长，你有十足的理由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