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人宋之问有首叫《渡汉江》的诗,其中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诗句,我把它改成“近乡情更切,总想问来人。”,这样一改,正契合我此时此刻写这篇短文的心境。
这些年,我虽居住在重庆主城,但无时不刻都想遇见三沱村的人,哪怕偶遇也好。我还想搞一个“三沱人在重庆主城”聚会活动,听大家讲讲三沱村的新鲜事。
是的,离开生养我的三沱村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它那么依恋,那么情深意重。
这不,听说去年12月23日三沱村要举办“三峡橙庄.水驿三沱”景区开园启动仪式,我马上和安坪镇党委书记毛小平联系,得到邀请后我还带了一帮子文化人来到三沱村,感受它的变化。
那天,听着毛书记激情洋溢的致辞,我的思绪很自然地把三沱村的过往回放了一遍……
诚然,现在的三沱村已成了奉节的一张名片,甚至还成了网红打卡地。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今天三沱村的一切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与历届县委县政府、安坪镇党委政府领导呕心沥血分不开,与历届村党支部要把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的新农村的理想分不开。他们一届一届薪火相传,带领全体三沱人穷则思变、锐意进取,从而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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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发展这个问题上,本届村支部如履薄冰。他们深知三沱村能有今天来之不易。就脐橙产业而言,全村海拔700米以下的500多户果农,成了全县户平产脐橙最多的一个村。这些年来,三沱村在全国率先建起柑桔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优质柑桔生产技术”引智成果推广示范基地,以及奉节县万亩柑桔现代示范园区。这些颇具现代语素的系列成果,是全体三沱人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
如今,三沱村脐橙种植遍地开花。全村所有能种树的地方几乎都种上了脐橙,形成了数百亩、几千亩成片成片的脐橙林。远远望去,犹如无涯的绿色地毯,在华丽的大地上铺开。三沱村脐橙种植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早熟面积占45%,中晚熟占50%,其他品种占5%。三沱村已然成了“脐橙”天堂。
脐橙成熟季节,假如你有闲情逸致,在三沱村“橙林尽染”的园中走一走,那你的味觉一定是禁受不住诱惑的。但你大可不必把口水吞进肚子里,可以放心地吃,果农们即使看见了也不会指责你的“偷吃”行为。,他们的实诚敦厚就跟挂在枝头上的脐橙一样亮堂,一定会甜到你的心头。
行走在三沱村,行走在滨江彩色步道,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整个村落就像被碧绿的色彩覆盖着。到了开花季节,又像有人在大地上撒了一层碎银,蔚为壮观。这时节,三沱的空气里弥漫着脐橙花浓郁的芳香,吸上一口芬芳的空气你会顿感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一切烦恼都会随之消散。到了脐橙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黄灿灿的脐橙。商贩云集,只见公路上大车、小车络绎不绝,像一条流动的彩带把三沱和祖国的四面八方连接在一起。你如果到三沱去做客,热情的三沱人会送上一盘黄灿灿的脐橙在你面前。看着那晶莹剔透的果肉、闻着那浓郁的香甜,你一定忍不住要流口水。
这时,你不仅能感觉到脐橙散发出的果香,还会感觉到大地散发出的泥香,以及劳动者残留在土地中的汗香。要知道,每一个果实都是果农们像抚养宝贝儿女一样辛勤侍弄出来的。
但你可能不知道。脐橙最早在三沱村落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人不解地问,奉节山清水秀的地方不少,这么好的事情咋就偏偏落在了三沱村呢?
这个故事我后面再讲。
三沱村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他首先吸引的是文化人。
2016年12月,重庆新诗学会组织了一次“走进奉节脐橙产区”采风活动,20余名诗人在三沱村写下了数十首赞美脐橙的诗歌。著名诗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天琳在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就在刚才我狼吞虎咽吃脐橙的时候,忽然就回忆起第一次品尝奉节脐橙时的场景,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她还说,这一次走进奉节脐橙产区采风,诗人们来到三沱村感受很深,透过三沱村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奉节30万果农因为一颗脐橙改变了命运,因此我们要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而是要写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广大果农追求幸福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一部分。傅天琳在诗中赞道:
曾经给过我一千只蝴蝶
一千片叶子一千个春天的果园啊
那么多的果果我摘不完
我只要一个脐橙
你把花朵和波涛
都同时刻写在我的履历表上了
一个脐橙就是我和你共同拥有的一切
灿烂的同时兼具阳光和雨水的季节
一个脐橙,从春天走进秋天
在奉节,在长江沿岸打下锦绣江山
人们用勤劳和最大的敬意
对待这个唯一长着肚脐的植物精灵
认定与你同宗
与你血缘相近
汁液如此饱满,口齿如此清新
我住进你的脏腑
听你血液里的水声。日复一日
我就是一个被果汁灌醉的诗人
头沱二沱三沱,沱沱是金
数不清的星宿坠落枝头
30万种树人生命中的帝王,一个脐橙
一台提款机
……
这就是今天的三沱村真是的写照。
在改革开放前,三沱村群众,可以说是除了头顶一片天,脚踏一片黄土外什么都没有,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是常态。三沱村那真叫穷得叮当响啊!
有个叫余敬之的教师,也是年轻气盛吧!1959年夏天学校放假,他回了一趟三沱村,看到因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砍光了山上的树,甚至把一些老人预备的寿木(棺材)也塞进了炼钢炉子。干不干活,集体食堂都管吃饱的火头已过,大家开始尝到饿肚子的滋味了。余敬之目睹这种现状,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诗:“山无树,地无苗,衣无领,裤无档,老不当,益不壮,肚儿饿,心里慌,无精打采晒太阳。吃饭时,打拥堂,一吹一个泡,一喝一个槽,端着饭碗心里凉。”没想到这首诗被一个“朋友”看了,向学校领导打了小报告,说他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久便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原籍三沱村务农。一个吃皇粮的人民教师,就因为一首自己写得玩的诗,被打成了右派,在三沱村这个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监督劳动整整20年。但三沱村毕竟是他的家乡,群众从不对他另眼相看,依然叫他“余老师”,村里要写标语也总是安排他写。余敬之在这二十年里,白天和大家一起劳作,夜晚就看书学习。为发掘三沱村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间故事做了不少工作。他还新编了不少内容健康的薅草锣鼓歌,供集体薅草时演唱。
由于余敬之身体瘦弱,又是本村的知识分子。每个生产队薅草的时候,都会请他去打唱自编的薅草锣鼓歌,再给他安排一个助手擂鼓打锣。他在前面唱得起劲,后面薅草的社员也就薅得起劲,大大提高了薅草的功效。
人们开门就见的长江滩礁毛狗堆、盘龙石、篙竿滩,在余敬之的认知里都是有故事的,经他发掘创作的这些故事,不但被大家接受,而且一直被人们讲述,成了三沱人脸上的骄傲,因为他们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命里还有诗和远方。
在这一阶段,三沱村究竟有多穷?举个例子吧:在当时的三队有一户人家,与我们家是表亲。他家里七八口人,男主人患有矽肺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儿,家里穷得叮当响。更尴尬的是家里三个女性,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只有两条裤子,下地干活、放牛或外出始终要留一个人在床上睡觉。有一次我家里修圈舍,奉父亲之命,到他家去借錾子(一种石匠工具),我见门虚掩着,便推门进去,喊了声“家里有人吗?”,只听见女主人在床上应答:“你有什么事吗?”我说:“表婶,我爸让我来借錾子。”女主人说:“在门后头,你自己拿吧。”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历史进入到20世纪70年中后期,三沱村人,其生存法则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管阶级成分,也不管是男是女、身体好坏。为了能填饱肚子,改变男女老少条衣条裤的窘状,开始改变单一的耕种模式,创办村办企业,继而有了煤厂、砖瓦厂,耐火泥厂。这些带着反叛传统农耕习惯的细微变化,在老支书杨传玉的心里荡起了涟漪。
发展柑橘便兴起于这个时期。其实,早在这之前,三沱村人就开始觉醒了。
记得1971年清明刚过,杨传玉收到了侄子从部队寄来的信。那是一个春和日丽的上午,邮递员把信送来时,他正在一个叫刀把丘的冬水田里耙秧母田,听说有信,就把手上的活路停了下来,也正好给牛喂点草。上了田坎,他将手上的泥在裤子上简单擦了几下,拆开信读了起了:
敬爱的伯伯:
您好!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春天,侄儿祝您和乡亲们春天快乐,万事如意!
今来信主要想和您聊聊我们黄桷树生产队发展柑桔的事。对此,侄儿思考已久,不把想法和你说说,心里总觉得憋得慌。您是知道的,咱们生产队人口一百多,耕地面积一百亩不足,人平不到一亩,而且大多是贫瘠瘦弱的旱地。乡亲们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一年,交了公粮,还得饿肚子,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工分,折算成人民币还不足四角钱。民以食为天,伯伯,这样下去显然不行啊!
我在想,堵水凼一直到长塝那一片青杠林,足足有四五十亩吧?这片青杠林地势较平缓,虽说不上肥沃,但开发出来,可长庄稼,可种植经济林木。但目前毫无经济价值,撂在那里实在可惜。您比我更清楚青杠树既不成材,而且生长缓慢,连绿化的效果都起不到。因此,我建议您与生产队长李世春商量一下,将这片青杠林开发出来,种上柑桔树,兴许要不了几年,就会结果,产生效益。您是大队支书,管着八个生产队,生产队长不会不听您的吧?技术问题您也不必担心,咱们当地农民本身就会种植果树。再就是1949年前,地主成英哲不是从外地引进过柑桔、桂圆在三沱成功种植吗?这些经验都是现成的,当年帮成英哲种植过柑桔的人,有的现在还健在,他们就是活着的技术。实在不行,还可以派人到草堂果园去学习,幺姑父余都江不是县农林局局长吗?想必请他给草堂果园打个招呼接受两个人学习不成问题。
伯伯,我们生产队人多地薄,单靠种粮食和棉花,不改变思维,发展多种经营肯定不行。所以侄儿斗胆妄言,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顺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侄儿
1971年3月30日
杨传玉读完侄儿的来信,可谓百感交集,心潮起伏。要知道侄儿还不满18岁,虽说已入伍两年,严格意义上讲,他还是个孩子,能有如此境界已是十分不易,更何况他的建议竟然还是那么有理有据,无可辩驳,不得不让人佩服。杨传玉心中暗喜,我杨家后继有人了!尽管当时国家政策是“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成片开荒种植柑桔与国家大政不符,但他自此在脑子里就有了“黄桷树生产队”“青杠林”“发展柑桔”这些概念。他多么希望在自己任内,或者说在有生之年,实现侄儿的这个柑桔发展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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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就到了当年九月。杨传玉在县里开“三干会”,时任县农林局局长余都江对杨传玉说,草堂果园有一批柑桔苗,我看你们大队很适合发展柑桔,给你们大队600株,一块钱1株如何?杨传玉如获至宝,立即安排人到草堂果园起运柑桔苗,专门找了一只顺路木船将柑桔苗运回了三沱。为此他还带回口信,要大队长及时将苗子分配给各生产队。
但出乎杨传玉的意外,全大队8个生产队队长几乎一致抵制这批柑桔苗子。理由很简单:先要完成国家的统购粮任务和棉花生产计划,其次还要填饱社员的肚子,至于种植柑桔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谁愿意种植谁全部拿去就是。队长们认为,即使种几窝南瓜,也比种柑桔强。
杨传玉从县里开会回到三沱,见一捆捆柑桔苗还乱七八糟的堆放在地坝里,心里非常窝火,他骂了一通人后,立即通知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计开会,传达这次县上“三干会”精神。他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文件精神。并强调说,以粮为纲没有错,但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种植模式,解决农村公益积累,增加社员收入也没有错。不种粮没饭吃,不搞多种经营没钱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传达完“三干会”精神,杨传玉话锋一转,说道,看到我从草堂果园弄回来的柑桔苗还堆在地坝里,都焉了,再不栽下去,就全部报废了,你们不心痛,我还心痛呢?请每个生产队认领柑桔苗,这个没价钱可讲。至于款嘛,我欠到草堂果园的(当然这款一直欠到现在也没支付)。看到支书下命令了,队长会计们只好认领。但各生产队认领后,仍然还剩下80株。杨传玉叫自己所在的黄桷树生产队队长李世春,将剩下的柑桔苗全部领回去,尽快栽上。并说,我先把话撂在这里,将来你们都要享这些柑桔苗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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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玉心里想:这批树苗如果没栽好,弄死了,或者将来丁点作用没发挥,怎么对得起余都江一番好心!
余都江是何许人也?他何以对三沱村如此青睐?其实余都江就是三沱村人,也是当时从三沱村走出去的最大的“官”,同时他还是杨传玉的亲房妹夫。他解放前没读一天书,很小就给人做长工,算得上苦大仇深,托共产党的福,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当了农会主席,后升任草堂区区长,县农林局局长。这个人是个奇人,尽管不识字,但记忆力惊人,由于没文化开会记不了笔记,但几天会议的内容,回单位传达时比会作记录的人还要全面。他在任县农林局局长期间,对三沱村柑桔发展初期起了不少作用,一直被这里群众称道。
李世春是杨传玉的远房外侄,也是个没文化的人,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他甚至认为种柑桔就是不务正业,瞎指挥!但在舅舅兼支书面前他又不好当面顶撞,只好极不情愿地把剩下的这80株柑桔苗领了回去。临离开时,嘴里还嘟哝一句:“还不是只会压我!”
没想到,李世春将柑桔苗领回去后,却安排几个女社员,将这批柑桔苗栽在拉屎不生蛆的泰山庙坡地里。这里不仅土质薄,而且左边是偌大的竹林,右边是一道鲤鱼石脊梁,上方还有一棵黄连古树,树的枝丫足可以覆盖五分地面积。总之,从表面看,这里怎么都不适合种植柑桔,李世春纯粹是为了敷衍。
杨传玉知道后,也不好过多指责李世春,因为人家毕竟是一队之长。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抱怨李世春这个人是鼠目寸光,做不了大事。
但出人预料的是,这批柑桔苗栽下去后,接连几天下雨,柑橘苗在泰山庙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仅成活率很高,而且在几年后还长得郁郁葱葱。杨传玉看到这种情况,风趣地说,真是无娘儿天照应啊!后来有专家解释说,虽然泰山庙土地贫瘠,但它土质疏松,颗粒大、不板结,只要不遇特大干旱,最适合柑桔生长,而且在这种土质里生长的柑桔树,还不易感染病虫害,结出的果实口感也比其他土质的好。看来李世春当年的抵触情绪还真歪打正着,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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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久,李世春卸任黄桷树生产队队长,由张茂省接任队长。在卸任队长的社员大会上,李世春有些愧疚地说,我这个人当队长不行,看不远,就拿前两年支书要求栽的这批柑桔树,我当时非常抵触,又不敢不执行,敷衍地栽在了泰山庙,还好都活了,这是瞎猫子碰到了死耗子。现在我认识到将来光靠刨地不行,还是要在守住土地的基础上,广开多种经营门路,不然还是摆脱不了受穷的命。希望张茂省好好带着大家干,我虽说不当队长了,但一定支持你当好队长。
张茂省是个唯唯诺诺、能力不强的老好人,而且不善于拿主见。大家选他当队长主要是觉得他熟悉农活,为人厚道,又能吃苦。他在任队长期间,由于社员对发展柑桔的认识仍然模糊,依然把种粮看得比天大。特别是杨家的一些兄弟子侄,更是只知道粮食能填饱肚子,柑桔不能。再加上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形成市场,柑桔产了也没地方换成钱。因此,在耕地的时候,铧尖到了柑桔树根部也不绕开,恨不得把树连根翘翻。每每看到这种情况,杨传玉就心痛不已,他多次破口大骂耕地时不给树苗让路的社员,不长眼睛,这辈子受穷,难道还想下辈子一样受穷么?
这话虽然有些过头,但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
要知道杨传玉之所以在这个生产队说话没人敢反对,哪怕他骂人也没人敢还嘴,一是因为他办事公道,又是农业生产的老把式,农业生产这一套,没人敷得过他;二是这个队主要由杨姓和李姓组成,李杨两姓有着几代人的姻亲关系,杨传玉处于长辈地位。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亲情往往大于法制,宗族关系往往高于行政关系。宗族中的长辈只要办事公道、正派,说话就有权威,甚至不可侵犯。这不,张茂省就是杨传玉的亲外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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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传玉的监督下,黄桷树生产队逐步开始重视发展柑桔了,对已有柑桔实行合理管护,仅1973年全生产队就采摘普通柑桔鲜果五千斤,人均三四十斤。生产队没法集体销售,于是分配给社员,有的家庭人口多,分的柑桔数百斤,或卖或吃或送人,由社员自行处理。一个生产队产这么多柑桔,黄桷树一夜之间出名了,县农林局、草堂果园、安坪公社都派人来参观指导。这么多柑桔吃不了又不便于储藏,一时间安坪场镇,县城南门口到处是黄桷树卖柑桔的农民。那时还没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还不敢大张旗鼓的去叫卖农副产品,只能半公开半隐藏的在旮旮角角兜售。鲜亮透黄的柑桔,一角或一角五1斤,卖了了事。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一角五分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它可以换回1斤大米,可以买1斤食盐,可以买二两多猪肉。但就是这么点微薄的收入,却让黄桷树人看到了希望。
杨传玉作为村支书,自然不会将分得的柑桔拿到市场上去卖。他首先挑选了一筐颜色最好、品相最好、果子最大的送给家在县城协台坝县农林局宿舍的余都江。余都江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说道,你送其他东西我不会要。但这筐柑桔我要了。说完,拿出一个,分开吃起来。还边吃边说,嗯,味道不错,味道不错,不亚于草堂果园的柑橘,我看可以规模推广,这对我县发展果品经济有示范作用。听得出,作为县农林局长,他说话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杨传玉接过话头说,我们队能吃到今天的甜头,还得感谢你。于公于私,今后你还要一如既往的支持才行。只要在政策范围内,我会尽力的。余都江这样回答道。
当年,在余都江的过问下,三沱村得到了县农林局两吨计划内支持发展果品经济的化肥。尽管两吨化肥微不足道,但让三沱村的社员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国家对发展果品经济的扶持,也有了在这片土地上发展柑桔的动力。
黄桷树生产队泰山庙这片小小的柑桔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了后来三沱村脐橙产业发展的样板林。到了后来三峡水库建成蓄水时,全队男女老少,看着水位一天天上涨,用心血培育了十多年的这片脐橙园,眼看就要化为乌有,大家心有不忍,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早晚都要来这里打望,看水位上涨了多少,树又淹没了几根?那些多愁善感的老人,还抹起了眼泪。的确,这片林子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直到今天,年长一点的人,只要说起泰山庙脐橙园,都会想起老支书杨传玉。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一个曾经为他们过上好日子付出了心血的人。
在老支书杨传玉还没卸任前,三沱还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公社的大事:支部委员、大队会计李美涛涂改返销粮购粮证,套购国家粮食150斤为己有。这件事事先谁也不知道,直到县公安局来把人抓走了,杨传玉才知道。他开始不相信这是真的,待他赶到公社,见到了李美涛本人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李美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春荒季节家里缺粮食,肚子饿得受不了。老支书才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了。当他准备离开时,李美涛一下跪在他面前,哭诉道:支书,我对不起您的培养,给您脸上抹黑了!这时,杨传玉的心都碎了,气得发抖。要知道,李美涛可是三沱村少有的高中生,他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父亲靠自己省吃俭用送他读了高中。村里认为他有文化,成分又好,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入党后又被增选为支部委员,还担任了大队会计,结果出了这等丑事!为此,老支书自责了好多年,认为自己这个支书没当好,没有让大家吃上饱饭,说上天说下地,李美涛也是饥寒起盗心啊!要是有饭吃,他也不至于为了150斤粮食指标铤而走险,被判了三年徒刑,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这就是三沱村不能忘怀的历史。
1978年10月老支书杨传玉卸任村支部书记后,先后经历了樊先奉、樊先明、杨传厚、余胜、黄明等六任支部书记。他们一任传一任,一届传一届,薪火不断,把让乡亲们“吃饱肚子,穿暖身子,有点票子”作为脱贫目标,把“钱包鼓起来,住房靓起来,脸上笑起来”作为致富目标,而且这些目标都基本得以实现。获得了“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乡村”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三沱村的脐橙还获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而今,凤凰涅槃的三沱村,不仅脱胎换骨,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在农旅结合,全域旅游建设中,三沱村已建成了AA级景区并已被旅游主管部门授牌,正加快建设AAAA级景区的步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三沱村观江景、品脐橙,讲故事,或者赋诗作文。
今天,三沱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全新面貌,颠覆了不少人固有的认知,当年老支书杨传玉那一代人甚至想都不敢想。但活着的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可以告慰这片土地了。
{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国橙》章节,本刊选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