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人宋之问有首叫《渡汉江》的诗，其中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诗句，我把它改成“近乡情更切，总想问来人。”，这样一改，正契合我此时此刻写这篇短文的心境。
这些年，我虽居住在重庆主城，但无时不刻都想遇见三沱村的人，哪怕偶遇也好。我还想搞一个“三沱人在重庆主城”聚会活动，听大家讲讲三沱村的新鲜事。
是的，离开生养我的三沱村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它那么依恋，那么情深意重。
这不，听说去年12月23日三沱村要举办“三峡橙庄.水驿三沱”景区开园启动仪式，我马上和安坪镇党委书记毛小平联系，得到邀请后我还带了一帮子文化人来到三沱村，感受它的变化。
那天，听着毛书记激情洋溢的致辞，我的思绪很自然地把三沱村的过往回放了一遍……
诚然，现在的三沱村已成了奉节的一张名片，甚至还成了网红打卡地。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今天三沱村的一切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与历届县委县政府、安坪镇党委政府领导呕心沥血分不开，与历届村党支部要把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的新农村的理想分不开。他们一届一届薪火相传，带领全体三沱人穷则思变、锐意进取，从而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不可否认，在发展这个问题上，本届村支部如履薄冰。他们深知三沱村能有今天来之不易。就脐橙产业而言，全村海拔700米以下的500多户果农，成了全县户平产脐橙最多的一个村。这些年来，三沱村在全国率先建起柑桔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优质柑桔生产技术”引智成果推广示范基地，以及奉节县万亩柑桔现代示范园区。这些颇具现代语素的系列成果，是全体三沱人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
如今，三沱村脐橙种植遍地开花。全村所有能种树的地方几乎都种上了脐橙，形成了数百亩、几千亩成片成片的脐橙林。远远望去，犹如无涯的绿色地毯，在华丽的大地上铺开。三沱村脐橙种植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早熟面积占45%，中晚熟占50%，其他品种占5%。三沱村已然成了“脐橙”天堂。
脐橙成熟季节，假如你有闲情逸致，在三沱村“橙林尽染”的园中走一走，那你的味觉一定是禁受不住诱惑的。但你大可不必把口水吞进肚子里，可以放心地吃，果农们即使看见了也不会指责你的“偷吃”行为。，他们的实诚敦厚就跟挂在枝头上的脐橙一样亮堂，一定会甜到你的心头。
行走在三沱村，行走在滨江彩色步道，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整个村落就像被碧绿的色彩覆盖着。到了开花季节，又像有人在大地上撒了一层碎银，蔚为壮观。这时节，三沱的空气里弥漫着脐橙花浓郁的芳香，吸上一口芬芳的空气你会顿感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一切烦恼都会随之消散。到了脐橙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黄灿灿的脐橙。商贩云集，只见公路上大车、小车络绎不绝，像一条流动的彩带把三沱和祖国的四面八方连接在一起。你如果到三沱去做客，热情的三沱人会送上一盘黄灿灿的脐橙在你面前。看着那晶莹剔透的果肉、闻着那浓郁的香甜，你一定忍不住要流口水。
这时，你不仅能感觉到脐橙散发出的果香，还会感觉到大地散发出的泥香，以及劳动者残留在土地中的汗香。要知道，每一个果实都是果农们像抚养宝贝儿女一样辛勤侍弄出来的。
但你可能不知道。脐橙最早在三沱村落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人不解地问，奉节山清水秀的地方不少，这么好的事情咋就偏偏落在了三沱村呢？
这个故事我后面再讲。
三沱村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他首先吸引的是文化人。
2016年12月，重庆新诗学会组织了一次“走进奉节脐橙产区”采风活动，20余名诗人在三沱村写下了数十首赞美脐橙的诗歌。著名诗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天琳在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就在刚才我狼吞虎咽吃脐橙的时候，忽然就回忆起第一次品尝奉节脐橙时的场景，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她还说，这一次走进奉节脐橙产区采风，诗人们来到三沱村感受很深，透过三沱村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奉节30万果农因为一颗脐橙改变了命运，因此我们要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而是要写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广大果农追求幸福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一部分。傅天琳在诗中赞道：
曾经给过我一千只蝴蝶
一千片叶子一千个春天的果园啊
那么多的果果我摘不完
我只要一个脐橙
你把花朵和波涛
都同时刻写在我的履历表上了
一个脐橙就是我和你共同拥有的一切
灿烂的同时兼具阳光和雨水的季节
一个脐橙，从春天走进秋天
在奉节，在长江沿岸打下锦绣江山
人们用勤劳和最大的敬意
对待这个唯一长着肚脐的植物精灵
认定与你同宗
与你血缘相近
汁液如此饱满，口齿如此清新
我住进你的脏腑
听你血液里的水声。日复一日
我就是一个被果汁灌醉的诗人
头沱二沱三沱，沱沱是金
数不清的星宿坠落枝头
30万种树人生命中的帝王，一个脐橙
一台提款机
……
这就是今天的三沱村真是的写照。
在改革开放前，三沱村群众，可以说是除了头顶一片天，脚踏一片黄土外什么都没有，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是常态。三沱村那真叫穷得叮当响啊！
有个叫余敬之的教师，也是年轻气盛吧！1959年夏天学校放假，他回了一趟三沱村，看到因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砍光了山上的树，甚至把一些老人预备的寿木（棺材）也塞进了炼钢炉子。干不干活，集体食堂都管吃饱的火头已过，大家开始尝到饿肚子的滋味了。余敬之目睹这种现状，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诗：“山无树，地无苗，衣无领，裤无档，老不当，益不壮，肚儿饿，心里慌，无精打采晒太阳。吃饭时，打拥堂，一吹一个泡，一喝一个槽，端着饭碗心里凉。”没想到这首诗被一个“朋友”看了，向学校领导打了小报告，说他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久便被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原籍三沱村务农。一个吃皇粮的人民教师，就因为一首自己写得玩的诗，被打成了右派，在三沱村这个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监督劳动整整20年。但三沱村毕竟是他的家乡，群众从不对他另眼相看，依然叫他“余老师”，村里要写标语也总是安排他写。余敬之在这二十年里，白天和大家一起劳作，夜晚就看书学习。为发掘三沱村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间故事做了不少工作。他还新编了不少内容健康的薅草锣鼓歌，供集体薅草时演唱。
由于余敬之身体瘦弱，又是本村的知识分子。每个生产队薅草的时候，都会请他去打唱自编的薅草锣鼓歌，再给他安排一个助手擂鼓打锣。他在前面唱得起劲，后面薅草的社员也就薅得起劲，大大提高了薅草的功效。
人们开门就见的长江滩礁毛狗堆、盘龙石、篙竿滩，在余敬之的认知里都是有故事的，经他发掘创作的这些故事，不但被大家接受，而且一直被人们讲述，成了三沱人脸上的骄傲，因为他们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命里还有诗和远方。
在这一阶段，三沱村究竟有多穷？举个例子吧：在当时的三队有一户人家，与我们家是表亲。他家里七八口人，男主人患有矽肺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儿，家里穷得叮当响。更尴尬的是家里三个女性，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只有两条裤子，下地干活、放牛或外出始终要留一个人在床上睡觉。有一次我家里修圈舍，奉父亲之命，到他家去借錾子（一种石匠工具），我见门虚掩着，便推门进去，喊了声“家里有人吗？”，只听见女主人在床上应答：“你有什么事吗？”我说：“表婶，我爸让我来借錾子。”女主人说：“在门后头，你自己拿吧。”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历史进入到20世纪70年中后期，三沱村人，其生存法则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管阶级成分，也不管是男是女、身体好坏。为了能填饱肚子，改变男女老少条衣条裤的窘状，开始改变单一的耕种模式，创办村办企业，继而有了煤厂、砖瓦厂，耐火泥厂。这些带着反叛传统农耕习惯的细微变化，在老支书杨传玉的心里荡起了涟漪。
发展柑橘便兴起于这个时期。其实，早在这之前，三沱村人就开始觉醒了。
记得1971年清明刚过，杨传玉收到了侄子从部队寄来的信。那是一个春和日丽的上午，邮递员把信送来时，他正在一个叫刀把丘的冬水田里耙秧母田，听说有信，就把手上的活路停了下来，也正好给牛喂点草。上了田坎，他将手上的泥在裤子上简单擦了几下，拆开信读了起了：
敬爱的伯伯:
您好！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春天，侄儿祝您和乡亲们春天快乐，万事如意！
今来信主要想和您聊聊我们黄桷树生产队发展柑桔的事。对此，侄儿思考已久，不把想法和你说说，心里总觉得憋得慌。您是知道的，咱们生产队人口一百多，耕地面积一百亩不足，人平不到一亩，而且大多是贫瘠瘦弱的旱地。乡亲们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一年，交了公粮，还得饿肚子，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工分，折算成人民币还不足四角钱。民以食为天，伯伯，这样下去显然不行啊！
我在想，堵水凼一直到长塝那一片青杠林，足足有四五十亩吧?这片青杠林地势较平缓，虽说不上肥沃，但开发出来，可长庄稼，可种植经济林木。但目前毫无经济价值，撂在那里实在可惜。您比我更清楚青杠树既不成材，而且生长缓慢，连绿化的效果都起不到。因此，我建议您与生产队长李世春商量一下，将这片青杠林开发出来，种上柑桔树，兴许要不了几年，就会结果，产生效益。您是大队支书，管着八个生产队，生产队长不会不听您的吧？技术问题您也不必担心，咱们当地农民本身就会种植果树。再就是1949年前，地主成英哲不是从外地引进过柑桔、桂圆在三沱成功种植吗？这些经验都是现成的，当年帮成英哲种植过柑桔的人，有的现在还健在，他们就是活着的技术。实在不行，还可以派人到草堂果园去学习，幺姑父余都江不是县农林局局长吗？想必请他给草堂果园打个招呼接受两个人学习不成问题。
伯伯，我们生产队人多地薄，单靠种粮食和棉花，不改变思维，发展多种经营肯定不行。所以侄儿斗胆妄言，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顺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侄儿
1971年3月30日
杨传玉读完侄儿的来信，可谓百感交集，心潮起伏。要知道侄儿还不满18岁，虽说已入伍两年，严格意义上讲，他还是个孩子，能有如此境界已是十分不易，更何况他的建议竟然还是那么有理有据，无可辩驳，不得不让人佩服。杨传玉心中暗喜，我杨家后继有人了!尽管当时国家政策是“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成片开荒种植柑桔与国家大政不符，但他自此在脑子里就有了“黄桷树生产队”“青杠林”“发展柑桔”这些概念。他多么希望在自己任内，或者说在有生之年，实现侄儿的这个柑桔发展梦啊！
时间一晃就到了当年九月。杨传玉在县里开“三干会”，时任县农林局局长余都江对杨传玉说，草堂果园有一批柑桔苗，我看你们大队很适合发展柑桔，给你们大队600株，一块钱1株如何？杨传玉如获至宝，立即安排人到草堂果园起运柑桔苗，专门找了一只顺路木船将柑桔苗运回了三沱。为此他还带回口信，要大队长及时将苗子分配给各生产队。
但出乎杨传玉的意外，全大队8个生产队队长几乎一致抵制这批柑桔苗子。理由很简单：先要完成国家的统购粮任务和棉花生产计划，其次还要填饱社员的肚子，至于种植柑桔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谁愿意种植谁全部拿去就是。队长们认为，即使种几窝南瓜，也比种柑桔强。
杨传玉从县里开会回到三沱，见一捆捆柑桔苗还乱七八糟的堆放在地坝里，心里非常窝火，他骂了一通人后，立即通知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计开会，传达这次县上“三干会”精神。他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文件精神。并强调说，以粮为纲没有错，但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种植模式，解决农村公益积累，增加社员收入也没有错。不种粮没饭吃，不搞多种经营没钱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传达完“三干会”精神，杨传玉话锋一转，说道，看到我从草堂果园弄回来的柑桔苗还堆在地坝里，都焉了，再不栽下去，就全部报废了，你们不心痛，我还心痛呢？请每个生产队认领柑桔苗，这个没价钱可讲。至于款嘛，我欠到草堂果园的（当然这款一直欠到现在也没支付）。看到支书下命令了，队长会计们只好认领。但各生产队认领后，仍然还剩下80株。杨传玉叫自己所在的黄桷树生产队队长李世春，将剩下的柑桔苗全部领回去，尽快栽上。并说，我先把话撂在这里，将来你们都要享这些柑桔苗的福！
杨传玉心里想：这批树苗如果没栽好，弄死了，或者将来丁点作用没发挥，怎么对得起余都江一番好心！
余都江是何许人也？他何以对三沱村如此青睐？其实余都江就是三沱村人，也是当时从三沱村走出去的最大的“官”，同时他还是杨传玉的亲房妹夫。他解放前没读一天书，很小就给人做长工，算得上苦大仇深，托共产党的福，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当了农会主席，后升任草堂区区长，县农林局局长。这个人是个奇人，尽管不识字，但记忆力惊人，由于没文化开会记不了笔记，但几天会议的内容，回单位传达时比会作记录的人还要全面。他在任县农林局局长期间，对三沱村柑桔发展初期起了不少作用，一直被这里群众称道。
李世春是杨传玉的远房外侄，也是个没文化的人，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他甚至认为种柑桔就是不务正业，瞎指挥！但在舅舅兼支书面前他又不好当面顶撞，只好极不情愿地把剩下的这80株柑桔苗领了回去。临离开时，嘴里还嘟哝一句：“还不是只会压我！”
没想到，李世春将柑桔苗领回去后，却安排几个女社员，将这批柑桔苗栽在拉屎不生蛆的泰山庙坡地里。这里不仅土质薄，而且左边是偌大的竹林，右边是一道鲤鱼石脊梁，上方还有一棵黄连古树，树的枝丫足可以覆盖五分地面积。总之，从表面看，这里怎么都不适合种植柑桔，李世春纯粹是为了敷衍。
杨传玉知道后，也不好过多指责李世春，因为人家毕竟是一队之长。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抱怨李世春这个人是鼠目寸光，做不了大事。
但出人预料的是，这批柑桔苗栽下去后，接连几天下雨，柑橘苗在泰山庙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仅成活率很高，而且在几年后还长得郁郁葱葱。杨传玉看到这种情况，风趣地说，真是无娘儿天照应啊！后来有专家解释说，虽然泰山庙土地贫瘠，但它土质疏松，颗粒大、不板结，只要不遇特大干旱，最适合柑桔生长，而且在这种土质里生长的柑桔树，还不易感染病虫害，结出的果实口感也比其他土质的好。看来李世春当年的抵触情绪还真歪打正着，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
后来不久，李世春卸任黄桷树生产队队长，由张茂省接任队长。在卸任队长的社员大会上，李世春有些愧疚地说，我这个人当队长不行，看不远，就拿前两年支书要求栽的这批柑桔树，我当时非常抵触，又不敢不执行，敷衍地栽在了泰山庙，还好都活了，这是瞎猫子碰到了死耗子。现在我认识到将来光靠刨地不行，还是要在守住土地的基础上，广开多种经营门路，不然还是摆脱不了受穷的命。希望张茂省好好带着大家干，我虽说不当队长了，但一定支持你当好队长。
张茂省是个唯唯诺诺、能力不强的老好人，而且不善于拿主见。大家选他当队长主要是觉得他熟悉农活，为人厚道，又能吃苦。他在任队长期间，由于社员对发展柑桔的认识仍然模糊，依然把种粮看得比天大。特别是杨家的一些兄弟子侄，更是只知道粮食能填饱肚子，柑桔不能。再加上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形成市场，柑桔产了也没地方换成钱。因此，在耕地的时候，铧尖到了柑桔树根部也不绕开，恨不得把树连根翘翻。每每看到这种情况，杨传玉就心痛不已，他多次破口大骂耕地时不给树苗让路的社员，不长眼睛，这辈子受穷，难道还想下辈子一样受穷么？
这话虽然有些过头，但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
要知道杨传玉之所以在这个生产队说话没人敢反对，哪怕他骂人也没人敢还嘴，一是因为他办事公道，又是农业生产的老把式，农业生产这一套，没人敷得过他；二是这个队主要由杨姓和李姓组成，李杨两姓有着几代人的姻亲关系，杨传玉处于长辈地位。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亲情往往大于法制，宗族关系往往高于行政关系。宗族中的长辈只要办事公道、正派，说话就有权威，甚至不可侵犯。这不，张茂省就是杨传玉的亲外侄女婿。
在杨传玉的监督下，黄桷树生产队逐步开始重视发展柑桔了，对已有柑桔实行合理管护，仅1973年全生产队就采摘普通柑桔鲜果五千斤，人均三四十斤。生产队没法集体销售，于是分配给社员，有的家庭人口多，分的柑桔数百斤，或卖或吃或送人，由社员自行处理。一个生产队产这么多柑桔，黄桷树一夜之间出名了，县农林局、草堂果园、安坪公社都派人来参观指导。这么多柑桔吃不了又不便于储藏，一时间安坪场镇，县城南门口到处是黄桷树卖柑桔的农民。那时还没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还不敢大张旗鼓的去叫卖农副产品，只能半公开半隐藏的在旮旮角角兜售。鲜亮透黄的柑桔，一角或一角五1斤，卖了了事。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一角五分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它可以换回1斤大米，可以买1斤食盐，可以买二两多猪肉。但就是这么点微薄的收入，却让黄桷树人看到了希望。
杨传玉作为村支书，自然不会将分得的柑桔拿到市场上去卖。他首先挑选了一筐颜色最好、品相最好、果子最大的送给家在县城协台坝县农林局宿舍的余都江。余都江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说道，你送其他东西我不会要。但这筐柑桔我要了。说完，拿出一个，分开吃起来。还边吃边说，嗯，味道不错，味道不错，不亚于草堂果园的柑橘，我看可以规模推广，这对我县发展果品经济有示范作用。听得出，作为县农林局长，他说话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杨传玉接过话头说，我们队能吃到今天的甜头，还得感谢你。于公于私，今后你还要一如既往的支持才行。只要在政策范围内，我会尽力的。余都江这样回答道。
当年，在余都江的过问下，三沱村得到了县农林局两吨计划内支持发展果品经济的化肥。尽管两吨化肥微不足道，但让三沱村的社员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国家对发展果品经济的扶持，也有了在这片土地上发展柑桔的动力。
黄桷树生产队泰山庙这片小小的柑桔林，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了后来三沱村脐橙产业发展的样板林。到了后来三峡水库建成蓄水时，全队男女老少，看着水位一天天上涨，用心血培育了十多年的这片脐橙园，眼看就要化为乌有，大家心有不忍，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早晚都要来这里打望，看水位上涨了多少，树又淹没了几根？那些多愁善感的老人，还抹起了眼泪。的确，这片林子在他们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直到今天，年长一点的人，只要说起泰山庙脐橙园，都会想起老支书杨传玉。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一个曾经为他们过上好日子付出了心血的人。
在老支书杨传玉还没卸任前，三沱还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公社的大事：支部委员、大队会计李美涛涂改返销粮购粮证，套购国家粮食150斤为己有。这件事事先谁也不知道，直到县公安局来把人抓走了，杨传玉才知道。他开始不相信这是真的，待他赶到公社，见到了李美涛本人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李美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春荒季节家里缺粮食，肚子饿得受不了。老支书才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了。当他准备离开时，李美涛一下跪在他面前，哭诉道：支书，我对不起您的培养，给您脸上抹黑了！这时，杨传玉的心都碎了，气得发抖。要知道，李美涛可是三沱村少有的高中生，他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父亲靠自己省吃俭用送他读了高中。村里认为他有文化，成分又好，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入党后又被增选为支部委员，还担任了大队会计，结果出了这等丑事！为此，老支书自责了好多年，认为自己这个支书没当好，没有让大家吃上饱饭，说上天说下地，李美涛也是饥寒起盗心啊！要是有饭吃，他也不至于为了150斤粮食指标铤而走险，被判了三年徒刑，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这就是三沱村不能忘怀的历史。
1978年10月老支书杨传玉卸任村支部书记后，先后经历了樊先奉、樊先明、杨传厚、余胜、黄明等六任支部书记。他们一任传一任，一届传一届，薪火不断，把让乡亲们“吃饱肚子，穿暖身子，有点票子”作为脱贫目标，把“钱包鼓起来，住房靓起来，脸上笑起来”作为致富目标，而且这些目标都基本得以实现。获得了“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乡村”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三沱村的脐橙还获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而今，凤凰涅槃的三沱村，不仅脱胎换骨，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在农旅结合，全域旅游建设中，三沱村已建成了AA级景区并已被旅游主管部门授牌，正加快建设AAAA级景区的步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三沱村观江景、品脐橙，讲故事，或者赋诗作文。
今天，三沱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全新面貌，颠覆了不少人固有的认知，当年老支书杨传玉那一代人甚至想都不敢想。但活着的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可以告慰这片土地了。
{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国橙》章节，本刊选用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