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生活写生活
——读杨欢短篇小说《棉田里的爱情》
呼岩鸾
杨欢的《棉田里的爱情》，是一篇逼真地表现了农民生活真相的短篇小说。作者以朴素清朗的语言，在淡定的叙事韵律中，说了一对普通农民男女的劳动和爱情的事故。他们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纯然是原生态的；但比原生态更接近原生态，因为小说中的原生态是原生态的本质——原始性。写出了原始性就是文学的创新。二个半月的棉田生活，是两个农民的现在时，但联系着他们的过去，并延伸到他们的将来。“生活在远方”，这个诗意的命题，在两个满身汗水和泥土农民身上，变成了吃饭穿衣恋爱婚姻的实际作为。确切地说，是陌生的土地在远方，但他们最后还要回到家乡熟稔的土地上。而远方的故事也就像远方的太阳一样，使读者感到温暖可亲了。
照着生活写生活，是一切优秀小说的创作手法。任何意识形态下的主题先行，都能使作品成为说教的明日黄花。照着生活写生活，写出的是经过作家提炼、扬弃、剪裁的生活，而非美化丑化虚化、神圣化魔鬼化的生活。《棉田的爱情》里，没有神仙，也没有魔鬼；没有高大的英雄，也没有丑恶的小人；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靡靡软音。有的只是良质瑕疵并在的芸芸众生，只是他们的苦难和追求，劳动和挣扎；有的只是虽不崇高宏伟但也于世无碍的渺小算计。他们是主要人物46岁的光棍乔有成，40岁的贫困寡妇黎红英，是次要人物刘副乡长、大嫂和黄美玉等。这些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作者没有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的意思，但也毫无贬低之心，只是要写出他们所承担的生活的逼近真相的真实性，让人们认识生活的真理。真理在真实的生活里。
偏远区县农村基层干部，为完成上级“十万劳务大军进疆摘棉”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的“政治任务”，摆脱年终考核一票否决的困境，一方面带着“摘棉解困”的良好用心，另一方面又采取硬性派人、买人充数、从养老院抽派老人等违规方法，凑够人数，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这其中就有“人一个，那一条”的光棍汉乔有成。可笑的是他在耕作时，被带领摘棉大军前行的刘副乡长在田边偶遇，用“随便找个女人当老婆”的愿景激发起他的热望，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走进了队列。而黎红英是自愿进疆的。她丈夫在矿难中死亡，女儿出嫁，儿子上大学。她进疆目的和乔有成绝不相同但同样简单：为给儿子挣学费。光棍汉乔有成的性饥渴表现，甚至在车厢里被黄美玉整成“色狼”，只是便人可笑，但谁也不会讥笑这个憨厚的农民。这只是一种人性的暴露而已，这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千万单身劳务人员中，是司空见惯的欠雅之事。乔有成灵敏的性嗅觉，终于嗅到了寡妇之身黎红英，并向妯靠拢。妇范严谨的黎红英，在得到乔有成的呵护后，也向这个光棍汉慢慢走近。在新疆广袤的棉田里，乔有成恶习渐改，懂得了惜香怜玉。黎红英紧闭的心扉对他开启，孤男寡女的好事终结正果。刘副乡长是典型的基层干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也通情达理。大嫂善解人意搭鹊桥，让两个男女顺利通过。赵美玉严词励色，只是睡梦中的惊呼，像是闹剧。劳务人员在火车和棉区的形形色色的表现：抓摸、野合、游逛、偷懒、抢食、离队、饮酒等等，和大多数人的踏实劳动，组成的画面让人看清了，这就是真寮的生活。
谁都不要小瞧这样的生活。上层的决策，基层干部的工作，和底层人民群众的言动，建构了这样的生活。转型中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前进的。火车里尽管有各种表现和噪音，但还是沿铁轨向着目的地飞驰。干部和群众的缺点会改正的，将变得更和时代合拍。和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乔有成和黎红英们的生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将变得更美好。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真理。
以小说形态出现的文学，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生活学”。因为人在社会学意义终归要归结到生活。文学理论家胡风先生评论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说形形色色的人物后，才说到“在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标志，也不是所谓‘意识’上的符号，他从生活泥海似的广袤和铁蒺藜似的错综里面展示了人生诸相”；“生活的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而它们又必然各自和另外的触手绞在一起”，组成生活的全貌（《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饥饿的郭素娥和贫穷的黎红英，两个女人无疑是两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和生活真理。
《棉田里的爱情》，把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分布搭配得十分适宜和妥贴。情节如一根长藤，细节如一朵朵花朵。情节牵引着细节，细节拱护着情节，长藤上开满了朵朵鲜花；小说遂产生了观赏价值。于是，小说中并不离奇曲折的情节，由于有了相宜的细节的配合和映榇。就变得非常生动、鲜活，能引发人的阅读欲望了。在动员农民进疆——西行列车——棉区生活这一根情节链条上，由于有了刘副乡长劝诱乔有成对黎红英诸般关爱等细节的摇曳点缀，从而就把乔黎二人的恋爱过程凸现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逗人极想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果。数名老汉在树荫下饮酒唱劳曲寻乐子，表年男女野合等细节，把家民这一群体人性的另一面，也暴露得合情合理活灵活现。小说并不刻意制造情节的出人意料，但由于活生生细节的佐助而达到了引人入胜的目的。小说是讲故事，必须要有情节。有的作者任意编排情节，情节越拍案惊奇越好，以求吸引读者猎奇的眼球。但情节再离奇万分，也比不上媒体和网络上日日不断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而社会新闻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小说是用文学化了的生活说出生活的真理的，有永恒的价值。社会新闻被人看过就成旧闻了。在情节怪异荒诞惊悚的小说风行书市排行榜的时代，作家杨欢沉入平凡的生活，能写出这样一篇符合生活逻辑且能引人一读长思的小说，说明他是懂得小说之为小说的。情节平淡的小说，其实是处于文学的核心，当小说急走向情节纠缠于情节的千奇百怪时，离文学这个母题就很远了。俄国著名小说家契诃夫的《一封寄不出的信》，情节再平淡不过了，但由于细节的真实和同情弱者的博爱精神，苦孩子信里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情节和细节早已在生活中，不是作家制造的。小说要有生活的本来面貌。
文学作品的最高技巧表现是似有若无。《棉田里的爱情》，用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不悄于归属前卫、新潮、先锋、后现代等这个那个主义。这篇在表达形式上和生活本身一样朴素浑厚的小说，却是非常具有深入生活肌理的文学力量的，因为真实的生活本身就有力量。生活里潜伏着文学技巧，谁掌握了生活谁就掌握了文学技巧。《棉田里的爱情》的文学技巧是生活化了的，脱胎于生活过程的根系线索。一段顺叙，一段倒叙，环环相扣相合相生发，把人物活动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有条不紊。这种叙事策略生活的故事似乎只应该是这样讲述的。小说中，乔有成黎红英的性格是十分个性化的，他们就是“这一个”，这一个有点无赖却不断向善的农民光棍；这一个拘谨严肃却不断开放的农民寡妇。一篇小说塑造了两个典型的农民形象。小说中的形象相当于诗歌中的意象。作家杨欢是善于形象思维或意象思维的。就是着墨不多的人物，如随机应变的刘副乡长，泼辣风骚的女人黄美玉，也是与众不同的独一个。凡此除了细节渲染有力外，还赖有语言的塑造之功。叙述语言简约明丽，叙事清晰，点到为止；写景写出了地域特色。新疆的棉田景致，黄昏到来时大地天空的景致，给人物活动提供了适情怡性的舞台。人物对话语言更能来得及现人物性格和人物身份。每个人物各人说各人应说的话，有自己的言说特点和内容。对话中有极妙的方言土语，有的隐约些，但认为能看懂会意。才能头一句“镇政府是我大儿”，就把乐天知命、戏谑无羁的几个孤老头的群像写出来了。这篇小说的叙述状态稳实沉静，疾缓有致，沉得住气的作者好像是躲在小说背后说故事，自己不出场说什么教条说什么大道理，而是把主题让小说自己呈现出来，让小说中的生活真理自己呈现出来，那么，这个主题的力量就显露出来了。但我也感到，小说的语言色调太过于敞开和光亮了，如果能隐蔽下去那么一点儿，则人性的控掘能更深入下去那么一点儿。
我对《棉田里的爱情》中的情和景，是很熟悉和亲切的。我是在西北区工作、生活和写作的人，长期深入农村底层。由于谋生的职业关系，也长时间在新疆的兵团农场待过。在秋天的兰州火车站广场，我多次见过进疆摘棉的甘肃农民男女。他们去时回时，都在水泥地上，或坐或卧，喝水啃干馍。印着“尿素”字样的蛇皮袋，去时装着简单的衣物食品；回时鼓囊囊地装着新疆的新棉。我也在秋天，为着酿造啤酒需用的啤酒花到了新疆。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中间的北疆盆地，我走过芳草湖农场收获后的啤酒花棚架，走过啤酒花烘烤房，走进太阳普照下光芒四射的白花花的棉田，和摘棉花的甘肃、河南、四川、青海等省的男女农民说说话。我和他们很谈得来，认为自己和他们在亲疆的海拔上是处于同一层面的。
已经在新疆走到一起的乔有成和黎红英，商定明年秋天还要一起到新疆摘棉花，那时他们已有新的身份了。奔驰的火车下面绵延万里的钢轨的两头，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而都是生活。乔有成和黎红英结于棉田的姻缘，是会和棉花一样温暖光明起来的——这是小说给们的真诚祝福。
2012年3月13日·上海半沪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