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枚：写诗的军人与扛枪的诗人（9500字）
黄濂清
时间永远朝着一个方向行走。似乎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又似乎总是那么漫不经心。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诗歌舞台上，因为有了一个名叫张永枚的人而令人难以忘却。连晚年毛泽东也曾经称赞张永枚为“八亿人中的一个诗人。”
张永枚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诗人们一样，“从苦难和战争中走过来，把自己的生命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为沸腾的生活同奏凯歌，也一同经历风风雨雨。诗心如火，诗情似海，每一首诗，都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他们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声音，记下了那个时代的足迹。他们的名字，将记在中国的新诗史上。”（张振金：《历经岁月而斑斓》）
《西沙之战》创作始未
啊！
美丽的西沙群岛！
像一把珍珠，
撒在南海的水面。
（张永枚：《西沙之战》）
想读书、该读书的年代，读了这样的诗，心潮澎湃，热血喷涌，真有一股给我发杆枪吧，我要到南海、到西沙，去和侵犯我国领海的敌人拼命的激情。
19岁的年纪就这样记住了《西沙之战》，记住了张永枚。后来，数次搬家，把《西沙之战》单行本搞丢了，却并没有把我对这部诗报告的喜爱搞丢。不久，便到朋友处借了一本《西沙之战》，复印后保存至今。
5年之后，我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张永枚。他是满怀悲怆、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回家乡重庆市万州区（原四川省万县）为令尊张沅滨奔丧的。
后来方知，拥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诸岛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海洋生态物资，其中，石油储量约230亿至300亿吨，约占全国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素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此外，这片水域还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渔场，并且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世界上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海运需要经过此海域运往各地，历来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觊觎的目标。
1973年9月，当时的南越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非法将南沙和西沙群岛纳入该国版图。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奉命郑重声明，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东沙诸岛历来拥有无可争辩、不可分割的主权。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但是，南越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于1月15日至18日先后派遣“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3艘驱逐舰和“怒涛”号1艘护航舰，耀武扬威地入侵西沙永乐海域：野蛮冲撞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炮击高高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并强占金银、甘泉、珊瑚3岛。毛主席知道后，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19日晨，南海舰队按照中央军委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部署，271、396编队和4个武装民兵排奋起还击，共击沉南越海军护航炮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俘虏49人。一举收复被南越政府侵占的金银、甘泉、珊瑚3岛。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张永枚欣喜地告诉大家：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次历史杰作，是一次规模不大却永垂青史的正义之战，全世界人民都拍手称快。
时隔数年，张永枚还不无自豪地宣称：西沙之战的胜利，再一次验证了我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
1974年1月24日（大年正月初二）。北京。天寒地冻，朔风呼号。深更半夜时分，张永枚睡意朦胧中忽然听到有人敲打窗户，并告诉他立即启程去西沙群岛：准备参加战斗。让张永枚想都不敢想的是，那个年代，林彪坐飞机都要经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或安排，而他们3人竟然坐专机说去就去，从北京飞到广州，再转机到海南岛，然后乘直升飞机到西沙永兴岛，同行的还有小说作家浩然和新华社记者蒋豪济。
文艺啊文艺。不知是谁的主意，这么惨烈的战斗，怎么想到要用文艺这种形式来反映。上了专机，张永枚才知道，他们3人此行的目的不是去“战斗”，而是去采访。
在西沙，张永枚见证了南越军舰的骄横与野蛮、挑衅与恶行。他们凭借装备的优势，有恃无恐地在中国海域向中国海军舰艇中间冲撞而过，然后驶抵琛航、广金两岛，并用4只橡皮舟运送40余名官兵强行登陆，向南海民兵发出了罪恶的子弹。
在西沙，张永枚感知了中国海军的英勇与顽强。南越4舰同时向中国舰艇编队发起攻击时，海军编队不屈不挠，奋起还击。271、396编队4艘军舰在吨位小、火炮射程短的情况下，采取近战战法，充分发挥小口径火炮射速快的优势，迅速控制了南越军舰的火力。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南越4艘舰艇全部受伤，其中，“怒涛”号护航舰被我军击沉。在战斗中中弹着火的389舰官兵，一面向南越军舰射击，一面灭火抢滩登陆。在汹涌的海水从弹洞涌入弹舱和主机舱的关键时刻，身负重伤的郭玉东立即脱下身上的呢料水兵服，奋不顾身地扑向弹洞。结果，弹洞被堵住了，郭玉东战士却保持着堵洞的姿势壮烈牺牲。他的英雄行为，被誉为“海上黄继光”。机舱内的其余5名战士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屏住呼吸，仍然坚守岗位，直到全部殉难。
在西沙，张永枚的足迹踏遍了全部收复的岛屿，并在北岛上亲眼目睹了“视察纪念·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字样的石碑以及南海军民在珊瑚等岛屿上发现的永乐（1403—1424）的古钱币和我国古代瓷盘等文物。因此，他义愤填膺地写道：
西沙、南沙，
中沙、东沙，
都是中华民族壮丽的渔乡，
岂能让强盗霸占。
（张永枚：《西沙之战》）
今年4月30日，张永枚在寄送给我由谢冕主编的他新近出版的《海南西沙彩云》一书时，特意在《西沙之战》这首诗的第一页夹带了一张小纸条，上书：“西沙……南沙诸岛，至今有‘垂涎’、宰割我领土领海的所谓‘领土争端’。我悟：决不可‘授人以柄’！作者”。
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饰演李玉和，时任文化组成员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浩亮便急匆匆地走过来催促，说，上面让你去西沙，主要是搞创作的，赶快把作品拿出来吧。
那时候，张永枚一个人住在北京甘家口。没人上门打搅，也不出去串门，就这样关起门来，一个劲地写！写！写！实在困倦了，就在床上躺一小会儿，待脑子清醒一下后，又立即爬起来接着写。
教导员老单夫妇住在张永枚隔壁，夫人老毕是个热心肠的东北人。碰到张永枚后劈头盖脸便来了一句：张同志，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你出来吃饭啊？我还以为你外出了哩。张永枚经这一问方猛地醒悟过来：这几天真的忘记吃饭了，但怎么又没有感觉到饿哩。于是，老毕急匆匆赶回家，连忙煮了4个汤圆送过来。
三天三夜加第四天一个上午，张永枚就只吃了这4个汤圆。
自1月24日去西沙采访至3月10日诗报告《西沙之战》脱稿，前后仅46天。张永枚时年42岁。
《西沙之战》首载《光明日报》，继而由《人民日报》整版推出，随后，全国许多地方报纸纷纷转载。再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时还发行了100余万册的同名连环画。翌年，外文出版社将其翻译成哈、蒙、朝、英、法、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推向世界。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配音、配画播向全国，海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辽宁省文艺代表团等文艺表演团体也将《西沙之战》改编成歌、舞，在北京等地巡回演出，创造了中国诗歌史前所未有的盛况与奇迹。
同行的浩然创作了长篇小说《西沙儿女》，也成了当年的畅销书。
“我没喝尿”
世界军事史上有段经典的“1/4”理论：当兵只有1/4的几率会碰上战争；即使碰上战争，仍有一半的几率不是战斗人员；即使成为战斗人员又碰上战争，上战场的几率也仅有一半；即使上了战场，也只有1/4的受伤几率；即使受了伤，也只有1/4的死亡几率……
那时候，张永枚并不知道有这么个经典理论。他是怀着对古代战争场面的吸引和对军人生涯的憧憬，于1949年12月告别他深深眷恋着的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师友，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军政大学。该校位于吉林省洮南，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人进了军营，心还是学子。他以膝盖代替桌子，充分利用训练后的一切时间广泛阅读，经常练笔为墙报壁报写点“豆腐块”文章。那时候，这样的文才在部队已是凤毛麟角了。不久，他被分配到部队文工团搞创作。
生活像根魔杖，说变就变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5日夜，张永枚紧紧跟随所在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幸而又有幸地成为那些上了战场的“1/4”。
在邻国的土地上，让张永枚刻骨铭心的，不仅仅是硝烟留下的呛人味道，不仅仅是枪炮轰轰、血流成河的狰狞面目，而是一种真实得令人窒息的残酷：山恋，像一个个弹坑，杂树横阵，乱石嶙峋；城镇，像一座座废墟，残坦断壁，千疮百孔；村庄，像一片片坟场，尘土飞扬，哀鸿遍野。
面对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顽强的是中国军人，自信的是中国军人，乐观的是中国军人。战争间隙，战友们聚在茅草屋里，大谈《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贾宝玉，竟然忘记了身处战场，竟然没有发现美军的空袭。转瞬，轰炸机的轰鸣便盘桓头顶。张永枚的第一反应是：跑，往山上跑。然而，美军的飞机还是发现了他。于是迅速俯冲，眨眼功夫就把茅草屋顶全部刮飞，并继续追赶着他“突突突”地发射机枪子弹。突然，张永枚身上“扑”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他心里嘀咕着“不好了”，以为自己受伤了。因为他曾听老兵们说过，受伤后一开始是不感觉痛的。于是，他低头一看，原来是身上的棉裤被打烂了，却没有触及到皮肉。这样，他抱着棵硕大的老松树作掩护，飞机俯冲到左边，他躲到右边；飞机俯冲到右边，他又绕到大松树左边……就这样，他与敌机玩起了似乎是捉迷藏的游戏。
有惊无险，张永枚躲过一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张永枚最喜欢的诗句。对于那场战争，张永枚表示，开始的时候虽然紧张，但并不害怕。到了那场所那境地，我们的想法都很简单，死了就死了，为祖国、为战争而死，没有什么可怕的。
有一天，我不经意地问道：听说你在战场上还喝过自己的尿？
张永枚斩钉截铁：“不，我没喝尿。”随后，我看到他眼眶里涌出了盈盈的泪水，哽咽着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黄草岭英雄连，连长盖成友，指导员李兆勤，副连长孙喜臻，机枪手朱丕克，卫生员张喜涛等等，没吃没喝，既饿又渴，口干舌燥，头昏眼花。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接自己的尿来喝啊。
“用水壶，还是用水壶盖？”
“濂清啊，书生啊，那么惨烈的战争，一打就是1000多发炮弹啊，山头转眼就被夷为平地了，哪里还有什么水壶水壶盖，还不就是随便找块烂碗、烂瓦或者摘片树叶接点尿来舔一舔，润润嘴巴。”
言毕，他又补充一句：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时候干渴到身上尿都没有几点呐。
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追兵阻击。战友们背起背包急行军，有时候几天几夜都没吃的，没喝的。有一天，不知是谁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小袋黄豆，你掏几粒，我抓几颗，大家都像打“牙祭”似的，吃得比什么都有味、有劲、有趣。“我手上拿的，大概也就八、九粒吧。”张永枚淡淡地说。
这就是战争，不给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面对战争，战友们既厌恶，又不得不奉陪着走到最后。
朝鲜战场上，张永枚的年纪最小，也是最幸运的。虽然奔赴了战争的最前沿，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战勤工作，譬如照看伤员，抬担架，送炮弹。战局稳定之后，便背着背包以及米袋、炒面袋，一边采访，搜集素材；一边构思、创作。很快就完成了人生的第一部诗集《新春》。回国之后，张永枚在书店里看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诗集，于是就把诗稿寄了过去。想不到很快就出版了，还邮寄了样书。
1952年底，战争结束回到祖国，张永枚先后被安排到第42军、广州军区政治部任创作员，成为穿军装的职业作家直到退休，享受副军级待遇。
硝烟弥漫的战争，血雨腥风的战争，惊心动魄的战争，声震寰宇的战争。战友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赴难，每一次胜利，每一次凯旋，每一次微笑，每一次伤悲，都像电影一样长长地、反复地萦绕于张永枚的心中，常常使他坐卧不宁，夜不成寐。终于使他在战争结束40多年后的1995年，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完成了取材于42军、38军在朝鲜战场上那鲜为人知、可歌可泣英雄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美军败于我手》的写作。
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一下子就再版了3次。
并不“风光”的风光岁月
22岁出版诗集《新春》，23岁出版诗集《海边的诗》。张永枚的诗立即引起了何其芳等许多著名诗人、评论家的关注和重视。1956年2月，公木在《文艺学习》上载文热情推介。同年4月，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其为“近年来出现的值得注意的青年诗人之一”。1962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向全国读者集中推荐李瑛、梁上泉、雁翼、严阵、张永枚5位青年诗人。诗集《螺号》由老诗人刘岚山担任责任编辑隆重推出。接着，田间在《文艺报》上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这样的诗，抒情诗的语言和革命的情绪紧紧地凝结在一起，它虽不是直接的政治抒情诗，仍然是张永枚诗歌中一大特色。象螺号似的，诗读完之后，掩卷沉思，还能得见它的余音。”
1966年，张永枚创作的歌剧《红松店》上演后，受到了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赏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随后开始“文化大革命”。直接主持军队文艺改革的堂堂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要在全军物色几位作家到北京中国京剧院创作、改编《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谁敢说半个“不”字。自青年时代就生活在军营，入伍就知晓“军令如山倒、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张永枚自然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更何况，广州军区副政委肖元礼将军曾两次郑重地对张永枚说，这是奉中央军委借调的。就这样，张永枚离家别子，匆匆赶到北京，执笔创作了曾被叫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受到江青和中南海一些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安排八一电影制片厂崔嵬、陈怀皑导演，韦林玉、张冬琼等摄影名家将《平原作战》摄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演播，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因此，张永枚的名字在那时候几乎家喻户晓。
孰料，“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总有人有意无意地要把张永枚往江青的“政治”上扯，使张永枚在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中“反思”、“自省”。既不说你有问题，也不说你没问题。既不言让你走，又不说让你留，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无休止的接受文化部、艺术局、中国京剧院党的组织和群众的审查、批判。
无聊的日子，空虚而漫长。
无奈的日子，郁闷而惆怅。
是非不分，真假难辩的疯狂岁月，真让人沮丧。一个人有不有问题，问题有多严重，只有自己最清楚啊！
四年过去了，似乎望不到边看不到沿的所谓“审查结论”终于姗姗而至：张永枚和江青是说得清楚的“工作关系”。
厘清事实，澄明是非，张永枚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百感交集、不无感慨地说，与江青的联系，每次都是集体接见，而从来没有单独接触过啊。
恶梦般的“风光”结束之后，张永枚回到了广州，回到了军营，回到了他十分眷恋的创作岗位。诗，照样写；书，照样出。仅四、五年时间，就先后出版了《孙中山与宋庆龄》、《宝马》、《画笔和六弦琴》、《爱与忧》等7部诗集和长篇小说。
茶余饭后，有人开始讲故事了：一天，英国首相乔治和朋友在院中散步，他们经过每一道门，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必要吗？”朋友纳闷地问。乔治微笑着说：“哦，当然有必要，我一生都在关我身后的门。当我把门关上时，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了后面，不管是显赫的成就，还是令人沮丧的失败。然后又可以去重新开始。”张永枚虽然不是乔治，但他也是一位把过去、既往、从前的一切的一切看得很轻很淡的人。他曾反复说，过去了，就过去了。告别了过去，曾经“战斗过、欢乐过、失误过、痛苦过”的激情澎湃的诗人张永枚兴奋地说：“快乐吧，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张永枚：《檀香女》）
曾经的伤痛经过岁月的磨炼，也可以凝结为晶莹剔透的珍珠。
不 务 正 业
50年代初,张永枚还是位毛头小伙儿的时候，著名诗人公木在写给张永枚的一封信中说：“读着你的诗，就好像漫游在北国初春的郊野，虽然冰还没有化尽，雪还没有消光，大地还没有脱净它的冬装；而清凉的大气里却充塞着生机，绿草的嫩芽茁生在道旁，早开的艳丽的花枝在迎风摇摆。读着你的诗篇，就好像吃着我所喜欢吃的水果，虽然不够成熟，皮还带青，肉还发涩；而浆汁是饱满的，气味是香甜的，清脆而利口。我以喜悦的心情读完你的两个诗集，它们留给我以新鲜的印象。”
因为有了创作的素材、创作的激情、创作的基础，又因为有了包括公木、田间、何其芳等文学前辈的深切关注与热情鼓励，张永枚的诗歌创作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每年都出版两、三部诗集。不到30岁，张永枚就连续出版了《海边的诗》、《南海渔歌》、《将军柳》、《洁白的哈达》、《六连岭上现彩云》等19部诗集及其它作品集。其中不乏《我的丈夫是英雄》、《骑马挎枪走天下》、《人民军队忠于党》、《毛主席来到咱社里》、《井冈山上采杨梅》等雄浑高亢、脍炙人口，曾经教育、影响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壮丽诗篇，因而奠定了他作为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不可替代的著名军旅诗人的坚实基础。
张永枚的诗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力求溶汇祖国古典诗词、民歌、五四以来的新诗、外国诗菁华于一炉。”（张永枚：《答〈华夏诗报〉问》），并逐渐形成和实践了自己“谱曲能唱，离曲可读”的诗歌主张。在“万花凋谢一时稀”的年代，张永枚的诗能够一枝独秀，决非偶然和幸运。
张永枚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后还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亚州作家紧急会议。1995年4月6日，国务院向张永枚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理据是：“表彰您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于写诗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轻车熟路并且具有很大成就（已出版包括诗歌在内的30多部文艺作品集）的诗人，却在年过半百之后，调转笔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
不过，细细考察，张永枚在毕生衷情的文艺创作的道路上要不要写小说、怎样由写诗歌过渡到写小说，曾经历了反复多次、多次反复的权衡、比较、探索、尝试。先是于1975年用诗的形式创作并出版了小说《椰岛少年》，权且叫做诗体小说吧，到1984年再度出版诗体小说《孙中山与宋庆龄》，前后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
十年辛苦不寻常。当他从写作诗体小说的过程中，逐步学习、研究、摸索并掌握了写作小说的人物的技巧、情节的技巧、语言的技巧后，他的写作激情再度点燃。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伏案写作，先后出版了《红巾魂》、《海角奇光》、《省港奇雄》、《粤海大战》、《山里的军人》、《星旗！星旗！》、《大唐荔乡》、《水东伊人》等10多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既有德高望重的革命领袖，又有舍生忘死的普通士兵；既有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又有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既有怒涛滚滚的工人运动，又有热气腾腾的农民生活；既有历经沧桑的历史故事，又有关注民生的现实题材……
诗人写小说，多了些激情，多了些浪漫，多了些憧憬，多了些幻想，是一般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长处与优势。
小说源于生活。所谓生活，一是直接的生活，二是间接的生活。张永枚则属于那种更喜欢直接去接近、去深入、去体验生活的作家。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过，张永枚孑然而行，独自离开广州的家，前往湖南汨罗采风。2002年7月29日《岳阳晚报》副刊上集中推出了他写于汨罗的《张永枚新作特辑》，其编者按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流淌着屈原、杜甫血液的汨罗江，是中国文人心中的圣地。近年来，有两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来到汨罗江畔，干脆住下来，不走了，好让汨罗江水时时注入笔管。一位是新时期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海南省作协主席韩少功。他在汨罗八景洞筑屋而居，潜心创作。另一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驰骋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广州军区创作员张永枚。他如今‘卜居 ’汨罗楚塘乡屈子祠畔，正潜心创作历史小说《左宗棠》。”“两位当代文坛的风流人物定居汨罗，是岳阳市的幸事。”
到了汨罗，张永枚租住了当地农民的一间房子：下面拴牛，他就睡在牛圈上面漏雨有时也漏风的柴草铺里。我们称赞牛的性格牛的精神牛的品质，而真正和牛近距离接触了，你很快就会感到它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牛汗的气味牛粪的气味牛咀嚼后草料腐烂的气味以及牛反刍的声音和蚊子“嗡嗡嗡”喧闹不停的声音叠加在一起，难闻、难耐、难过。你能忍受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你还能忍受一天两天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吗？
那时候，我真想大不敬地和他开句玩笑：“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而他仍然嘱我信件之类不要寄到广州而寄“湖南汨罗市屈子祠翁忠进转张永枚”，“手机晚7时半开。”
不久，张永枚的身体就严重不适了，整天酸软软的，病恹恹的，茶饭不思，辗转难眠。市文联主席闻讯，立即偕夫人前往探问。夫人系在职医师，环顾四周，询问一番之后，委婉地说：这病是环境引起的。文联主席则打趣说：什么环境引起，明明就是居住地不卫生嘛。
可惜这本叙写“左宗棠领湘军光复新疆”、书名为《乐奏于阗》的长篇历史小说，“总政批了选题；新闻出版总署掣肘：‘暂缓出版’，敏感问题……放一放也好。” “这是在汨罗花的大力气。汨罗旧属湘阴，左氏故乡。”这“放一放”就从2003年放至今日仍未放行（付梓）。
张永枚刚刚开始小说创作时，有战友、文友、乡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大牌诗人写小说，不务正业。
张永枚反唇相讥，谁说这是不务正业？谁规定写诗的不能写小说？随后，他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地说，其实，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而不是诗。
13岁那年，在那所被人们戏称为“和尚学校”（只招收男生）的万县中学，张永枚碰到了他一生中最敬重的级任老师向荣冕。他指导学生们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读阅《中学生》、《开明少年》杂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向先生一反作文课的八股腔调，说，我不出题目，你们有啥子感想就写啥子。你们寒暑假回家，会碰到许许多多的穷人和不平事。万县城里也一样，要饭的，穷死的……多的是，这些都可以写嘛！
其时，万县遭逢特大干旱。“只要划根火柴一挨就会起火。”川东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有的甚至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地主老财催款要粮、讨租逼债、欺男霸女、抓丁绑良等一幕幕残不忍睹、催人泪下的悲情苦景，使少年张永枚义愤填膺，仇恨满腔。于是据此写了篇作文，内容大体为凶狠的地主在大旱无收之年，到穷人家去逼债，穷人交不起租谷，地主便怒骂踢打他们。穷人在躲避中不慎踩到了地主的缎子鞋。地主恼羞成怒，便命家丁把穷人打个半死，还放火烧毁了穷人家的茅草棚棚，并把他的儿子抓去当了“壮丁”……
向先生看了这篇作文，说这是篇短篇小说，稍许改了改，题名《重压》，并给张永枚取了个笔名：张扬，就亲自推荐给在川东地区颇有影响的报纸《万州日报》。不几天，小说就在该报的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这是张永枚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
我们是应该祝福时间呢还是应该诅咒时间？！它常常把人逼得没有退路。张永枚似乎没有把时间当回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常常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笑；看似平平淡淡的谈吐，总是出其不意地迸发出智慧的光彩。他常说，军人可以退休，党员不能退休，事业不能退休。在他的心目中，事业永无止境：“人民是诗人的母亲。我要为母亲歌唱，为人民子弟兵歌唱。唱错了是走了调，接受教训。曲折坎坷，初志不改。”
快80岁了，张永枚还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且连续不断地为自己安排人生的下一个“节日”：“现在，主要是继续学习军史党史，思考别人没有写过而我又有所了解的史实，总想告诉不知者尤其是年青读者。”有时候，我真想对他说：都这把年纪了，好好休息安度晚年吧，奉献什么余热哩。但这样的话，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著作等身的张永枚是一位对创作虔敬有加、火热至诚的人。
张永枚精神矍铄，腰板硬朗。烟，照样一支接一支地抽；酒，照样一杯接一杯地喝。似乎永远都保持着梁实秋所描绘的那种微醺的状态。酒酣耳热、兴之所至，他会突地站起来，朗声诵读一段自己早年创作的《骑马挎枪走天下》或者《臂膀》。落坐后，你问他，还喝吗？他说，还可以喝一点儿。这种情况下，你能让他的酒杯空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