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沙坪坝红卫兵墓园
杨辉隆
上世纪80年代，我就听说沙坪坝有一红卫兵墓园，于是萌生了探访的念头，但终归琐事缠身，一直没能实现。今年春天终于如愿以偿。我是怀着好奇心而去的，却是背着一种痛感离开的。这种痛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那些逝去生命的惋惜。
沙坪坝歌乐山烈士陵园闻名全国，这里是当年国民党当局关押、处决逮捕的中共人士的地点 —— 中美合作所旧址。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前夕，对囚禁在这里的300多位革命人士实行集体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著名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爱国将领杨虎城、黄显声等均在这里惨遭杀害。这次大屠杀，给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然而，“文革”武斗，又在沙坪坝留下了另一座陵园，专门埋葬死于武斗的红卫兵墓地，曾一度被造反派称之为“烈士墓”，这难免有点滑稽了。造反派组织之所以把墓地选在沙坪坝，其用意就是要与歌乐山的烈士墓相提并论。当然这仅仅是本人的揣度。
45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牧笛。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即沙坪坝红卫兵墓园，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众所周知，“文革”中严重的武斗，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据当年参与者回忆，仅1967年8月中、下旬那两场“自卫反击战”，“8.15”和“反到底”两派就有数百人阵亡。现在，没有多少人还关注这处墓地，荒草已将它掩盖，历史已将它遗忘，但这里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红卫兵墓园，准确地说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
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红卫兵墓园，位于沙坪公园不显眼的角落。造墓立碑时间从1967年6月开始，到1969年1月结束。埋葬的死者基本上属于“文革”期间重庆“815“造反派的成员，他们都是在“文革”武斗中的丧生者，也不乏个别无辜受害者。对比围墙外的熙熙攘攘，墓地里总是一片寂静，除了大门旁的墙上有人随意涂抹的“文革墓群”四个大字，外面再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
墓园的布局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安排，而是按先来后到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全无对称。沿着墓群中间的小道，可以很容易就走进了墓群深处。墓园风格很像西方的墓地，整体部局散乱却十分突出墓碑的个性，各种墓碑设计总能看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并且每个墓碑上都用图案或文字突出着“815”、“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一些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豪迈口号和墓志铭。而许多墓碑上的内容，因为长年的风化、剥落，已经看不清楚或者不存在了。
沙坪坝区是“8.15”的势力范围，而沙坪公园又离西南医院很近。据知情者介绍，红卫兵墓园是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那个地方“文革”前就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墓地，埋葬在那里的有病逝的军人和干部，西南医院和附近单位的干部职工逝世后也有不少埋在那里。1967年夏季，严重的武斗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按照当时造反派的说法，这些人是“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革命烈士”，应该也必须予以厚葬。于是，一座座“红卫兵墓碑”就诞生了，这样，反而把其他想埋葬在这里的人挤了出去。
据知情者介绍，当时，参加武斗的人员阵亡了，只要找到了尸体，一般都要在重大礼堂外开追悼会，而且还要挂上“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挽联，主席台上则放着一排没有涂油漆的棺材，每个棺材前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素描人像，这是死者的遗像。追悼会会场很肃穆，基本上没有人哭丧。追悼会接近尾声时，20名全副武装的武斗战士，分10个人一排站成2列横队。主持人就站在这群人的对面，只听到他声音低沉的发出指令：“向烈士们致哀，举枪，准备，放！”随着主持人的指令，那20名武斗战士举起了信号枪，一起扣动扳机。枪声震耳欲聋，20发明亮的信号弹发出刺耳的啸叫，带着一股白烟腾空而起，然后又如雨点般坠落下来，煞是壮观。围观的人怕没有烧尽的信号弹落到自己头上，纷纷躲避。
因为战事尚紧，一开始那些“烈士”是被草草掩埋的，就是挖个坑，把白木棺材放进去，再填上土堆成个坟茔，前面插一块木牌子，写着“×××之墓”就完了。到1967年秋季，形势稍趋缓和，造反组织有时间了，便开始大肆修缮这些坟墓，各个造反派组织、尤其是那些大单位的造反派显然在相互攀比，建造的坟墓一个比一个气派，有些甚至耗资上万，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人的数字了。据当年参加了建造墓地的人写的回忆文章透露，竟然有“反到底”的俘虏也被强迫来建造墓园。由于不少坟墓都是数人乃至几十个人合葬，所以墓地的模都很大，墓上往往竖立着气势恢宏、用花岗岩、大理石制成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刻着毛主席“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手迹、“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等，有几个大墓的四周还有花岗岩围成的栏杆，上面雕有火炬、向日葵之类的图案，庄严肃穆，其中最“宏伟”的应该是军工企业的造反组织“八.一兵团”建造的墓碑。在墓碑底座或是墓台上还隽刻着死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和“牺牲”经过，大部分是在1967年夏季武斗最激烈的时候被打死的，其中最小的一名中学生才16岁。
所幸1968年秋季，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止武斗，包括派军代表进驻派性严重的单位，重庆大规模的武斗才得以平息，两派开始实现“革命大联合”，“烈士墓”里才没有增添新的成员了。
由于红卫兵墓建造得实在精美，墓地翻修建成以后，竟成了附近人们散步休闲的一个去处，人们在高大的墓碑间穿梭，为那些年纪轻轻就躺在这里的生命叹息的同时，也为他们栖身坟茔的豪华气派而啧啧称奇。这也恰恰印证了鲁迅先生对国民痼疾“怒其不幸，哀其不争”深刻性。
时过境迁，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显然无人专门管理。大门上一把铁锁早已锈迹斑斑。除了慕名前来的几个外地人趴在大门上向里张望外，就再也没有看见人影。4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人为的破坏，已经使这片墓园残破不堪。墓碑上的字迹不少都已脱落，残缺不全了，园子里的荒草长得比人都高，那些黑乎乎的枝枯树干映衬着灰色的天空，活像一个个冤魂在呐喊。我有些毛骨悚然，赶快离开了墓地。
据知情人反映，这个墓园，曾屡遭毁损：一是墓园建好后不久，有农民搬走墓块石，用作他用；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有人以为墓穴中埋着枪支与匕首，曾挖洞进入其中；三是有些人为了发泄，人为地推到墓碑。而且，墓碑上的文字风化严重，只有80%左右留存。这些所谓的“烈士”显然已经被那些曾经发誓要永远怀念他们的战友遗忘得一干二净。这也难怪，当年的风华少年，都已是60多岁的白头老人了。痛定思痛，谁还愿意为当年的愚昧和无知买单呢？再说，这些死者大多数都是少年殒命，很少有儿孙前来祭拜，他们成为孤魂野鬼也就在所难免。
这座破败的墓园，是重庆武斗的最后见证，象征着极“左”路线在中国的命运，也象征着当年那些狂热者悲剧的真实写照。
一位叫黄志谋的先生在微博中写道：这个墓地也是至今为止在全国唯一能保留下来的红卫兵墓地和“文革”遗址。作为当年红卫兵的一员，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我重新审视“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狂热时，我想到，红卫兵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深深烙在整个民族的记忆里，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红卫兵墓地是记述“文革”最形象的教科书，它给下一代人留下见证的实物。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
如果说红卫兵墓园已完全被人遗忘，这实在有些不公。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关注它。如沙坪坝区教师培训学院退休教师曾钟，每天上午起床就来到墓地，每来一个参观或者祭奠的，他就会上前询问他们与死者的关系。根据死难者家属提供的线索，曾钟采访了与死者有关的人士。3年之后，曾钟结识了50余位死难者家属，并整理出一本《沙坪公园“文革”墓群考》的资料。今天，这本资料成为红卫兵墓园保护的重要史料参考。早在曾钟前，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就开始关注沙坪坝红卫兵墓园，是至今墓园碑文最完整的记录者。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为编辑“文革”十年的历史，陈晓文和朋友邀约在墓园碰面。发现不少碑石，被周边居民搬回家。如果不保护不记录，假以时日，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将永远消失。自此，陈晓文和朋友开始记录每个墓碑的碑文。同时，在他和其他人士的建议下，沙坪公园开始对墓园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
墓园围墙外就是居民区，白天还不会令人感到恐惧。但我不知道那些与这座墓园比邻而居的人们对此有何感受，在阴风惨惨的雨夜，他们有没有听到过墓园里发出的阵阵哭声抑或是笑声？
我在墓园里逗留了大约30分钟，没有其他人进来。但从写在墓上那些字来看，这些年来还是有不少人来过这里。大多数的留言都是在嘲笑这些“烈士”，说他们是“疯子”，死得毫无价值。是的，这些根正苗红的工人和学生们不是死于抗击侵略者，也不是死于抢险救灾，他们死于同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另一派红卫兵，死于癫狂年代中的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之手。这，不能不为之惋惜。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区审视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们，是那个年代把他们变成了疯子，他们就是抱着“生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捍卫毛毛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献身”这样自以为崇高的理想，义无反顾的走上死亡之路的啊！
一名重庆老人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地方，如果谁还能笑得出来，那不是圣人就是精神病人。但愿它像一艘船，能够载走那一切疯狂和苦难。”
我走出墓园，我在大门的左侧墙上记下了一首打油诗：
文化革命起纷争，愚忠之人枉葬身。
长眠黄土非荣耀，只作警钟示后人。
墓园大门前幽静的公路两侧，绿树繁茂，花径通幽，几个游人说笑着走过，不远处传来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我仰望蓝天白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感到一种重回人间般的喜悦和欣慰。一道围墙，隔开的就是两个世界，而围墙里面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幸好， 2009年12月，位于沙坪公园里的红卫兵墓园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一番周折。早在2005年前，重庆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议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强红卫兵墓园的保护，使之成为文物和警示教育基地。但有人提出质疑，一是该墓园不符合文物标准；二是红卫兵墓园，记录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没有必要保存。还有人认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把红卫兵墓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有为极左路线招魂的嫌疑。但多数专家则认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一个优秀的民族，固然应当把值得自豪的重要历史遗存列为文物，同时也应当把值得反思的重要历史遗存列为文物。前者给后人以信心，后者给未来以教训。二者缺一不可。人们容易重视前者，忽视后者，甚至有意强化这种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卫兵墓园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值得称道。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经有了理性正视“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更加成熟了。
重庆大学教授、旅游学博导蒲勇健甚至大胆建议，红卫兵墓园可以作为景点，让游人们前来参观，从而受到教育。
我可以大胆设想，假如“文革”在中国大地上重演，那么奋起抵制者必将是国民中的绝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