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光明诗人心
——有感于匡文留诗集《我乘风归来：时代抒情诗》
呼延鸾/文
著名女诗人匡文留新诗集《我乘风归来——时代抒情诗》，列入长江文丛，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为诗坛又添一奇葩，可喜可贺。
诗集中第一首诗写于1995年，最后一首诗写于2013年，近20年的时间称得上一个时代，其间的诗歌又全部是对这个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时代的抒情，为时代立言，更是值得称道。
当一些诗人故意与时代隔绝，人为划出代沟，又把抒情当做过时的可弃修辞之际，匡文留坦然而又放心的向时代陈述感情，已经完全攻陷了时间是抒情的伪命题。就像历代总有虔信者歌吟基督教《圣经》的150篇诗歌一样，时代换一个说法就是人类的上帝，这个上帝创造人也创造他们的感情。
最让人惊奇而感佩者，是匡文留诗歌中的时代呈现一片灿灿然的天地光明，无丝毫黑点。这是个转型期时代，不能没有黑点，诗人也不是没有看到或感到，但她心中已经被光明充盈而倾心抛洒，是给她“亲亲”的人民增加乐观主义，主要是身为诗写者的矜持选择；就像前苏联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那娃两个著名女诗人，他们的诗中弥漫黑暗无一线光明，是他们绝望的选择一样。
我觉得，按抒情对象划分，匡文留的时代抒情诗可以分为政治抒情诗、社会抒情诗和人物抒情诗三大类。
当下很多诗人对政治抒情诗望而却步了。有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芥蒂，有的是忌惮于政治抒情诗的写作难度。毕竟，写雅科夫斯基、贺敬之、郭小川等辈的政治抒情诗的诗艺架构和政治理解，已森然的立在前头。今天当然不能对政治抒情诗再提出“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服务”的不合时宜的要求或任务，而犯出时代性错误。但这种类型的诗歌却极端需要诗人对政治信念及其实践的接受和赞同，产生真心实意的诗写激情并付之于高难度写作的诗歌态度。
匡文留的政治抒情诗，并不是追求判断的颠覆而产生轰动效应；她遵从人民群众的诉求，平实的处理政治表达和抒情方式的互生关系，实现二者间合理逻辑的共境，于中时不时显现炫目的诗歌策略。
《遵义的旗与灯》，任何历史解读者都必须确认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的旗帜指向和明灯引路。匡文留对党的划时代领袖毛泽东的诗写，已彻底杜绝了“造神颂圣”的套路，而从人性的向度看出不凡。“那个手拿油纸伞的高大青年/你飘飞的头发是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双目是灯”。《西路军荒冢》祭奠群体性普通革命者，时空转换中，荒冢已成纪念碑。“我仿佛看见湘伢子川妹子/红扑扑的脸膛皴黑的手/绽放成西部戈壁/猩红的骆驼刺花”《春天的诞生》，共产党的又一次重大路向转折，移步与邓小平这位老人的“脚印”。《颂词与旋律》，是献给党的前所未见未闻的“瑰丽崇高的颂词”和“激昂动人的旋律”，在整体诗境顺理成章的流动而不显突兀。“我亲爱的党！”从这位诗人的嘴中喊出，我们必须要听出真诚。2011年匡文留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我爱中国共产党》。她的诗和文，所表现的是中国最强势和最有延展性的政治现实。
《祝福北京》、《看中国在升起》、《沐浴经典的光辉》、《中国式微笑》、《民族柱联想》、《生日的祖国》、《一面旗帜说出的美丽》、《有一种倾述叫花卉》、《这一种微笑叫中国》等诗篇，把经典的政治符号“红旗”、“天安门”、“太阳”、“火炬”……无限的扩展到“父亲脸膛的沟壑”、“手捧花篮的少女长发飘飘”、“九十九只长毛羊”、“大地乳房”……并且诗人的歌唱也从科班式唱法过渡到时代所需的美声唱腔。匡文留政治抒情所开放的花朵，也就在体制政治的从集中显得分外妖娆了：
骑手阿哥驶向远方
阿妹的一颗心梢上
马蹄儿敲响暖窝窝
格桑花开了
《格桑花开了》
磨砺貌似坚硬的政治处理为诗歌时，尚能惦记象征民族团结的格桑花；这个诗人无疑是一个自由诗人，必不会是古代的“诗赋侍臣”、“庙堂诗人”、或现代的“官场诗人”、“帮闲诗人”。匡文留自觉对现实政治景观抒情，并无实用的功利目的。她要的无非是在真情抒发后能得到识者会心一笑。这一点，著名诗人杨辉隆在为诗集所作跋文中，中肯地心领神会了。著名诗人的一片《祝福的北京》可能换不来一分钱，著名歌手的一曲《祝福你，中国》，可能收入10万元出场费。抒情似乎和反讽无缘。匡文留不屑于一些诗作又讨好意识形态又讨好流行时尚的歌颂兼反讽的伎俩。她的诗歌中荣耀词语全面覆盖所构建的纯正光明，是已经把黑暗逼退到时代暗角哩，又能令人暗中不忘。对人民所崇敬的对象的显性歌颂，就是对人民所憎恨对象的隐形鞭挞。神殿里只有神，没有魔鬼。魔鬼在神殿山脚下。匡文留诗歌的底色也是本色，胸有成竹非率性而为。
匡文留实事求是注意到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在本诗集中分布于三大板块：香港澳门回归、地震等自然灾害和西部扶贫。她的社会性激情既已发生，就一气贯通而不肯稍缓，每一板块必有多篇诗作承载。奥运会世博会等事件也被她激情包容。
此类题材的诗作并不少见，但匡文留的诗写独能别出心裁。诗人工于把大词中的景语情语编织成宏大抒情，但她最上乘的功夫是精准挑选细节，把细节至于诗篇中心向四周放大。
《归来兮，香港》、对“归”进行总结，“归是一种姿势”，“归是一种昭示”，“归是冬尽春来”，“归是九曲回肠”。归就是中国的千般滋味。关于澳门回归的四首诗，是难得的好诗；好像写澳门回归祖国，只能这样写最好。《我乘风归来》，磅礴大气从地心喷涌，飞升九霄不落而晴空绚丽；以八排对句，“树冠——绿叶”，“硕果——樱桃”，“巨浪——呐喊”，“泥土——胸脯”，“繁星——眼睛”，“辙痕——足音”，“身体——胎记”，“苦难与荣光——永远的孩子”；来隐喻祖国母亲与澳门嫡子的关系。八条血管八条经络，用常见事物生动隐喻了血缘力量。这二十行诗句理所当然的被杨辉隆极端赞赏。《珠海卖花女如是说》，把一个小人物放在大主题的正中心，说出“玫瑰月季牡丹”美艳如花般的大道理。曾经“只有卖花女子的竹篮/是渡海的舢板”，而今
卖花女还要卖花
让鲜花的正规部队
连同根深叶茂的泥土
在崭新意义的澳门全面登陆
匡文留关于汶川、玉树、芦山地震、舟曲泥石流、北京暴雨内涝等自然灾害的一篇连一篇的悲情诗写，绝无沉溺于灾害惨状的自然主义描述；而摒弃世界末日的虚妄臆想，着力展示人民抗灾的勇气和力量，和他们抖掉土渣和水沫，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最纯粹最温柔的人性。这种抒情是沉重的，但诗人却能树立起一个细节性意象，作为鼓荡人心的风信旗——芦山地震无损于昨天刚种下的一颗山茶树：
孩子，你的眼睛异常明亮
一闪一闪再说 妈妈快看
咱家的山茶树 绿叶和花蕾
阳光在弹唱哪
（《弹唱的山茶树》）
匡文留和西部贫困地区，历史性的血脉相通，用自己的诗歌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大爱，精神力量可以化成物质力量。她的这一类诗歌既具有物质性可触的实感，又具有精神性升华的灵性。写得最好的一篇当属《母亲水窖》，可视作号召援助西部开发的文告，更应是西部站立起来快步前进的宣言。
诗共五节。第一节以人体血肉和土地庄稼的正相关，揭示生命和水的关系的内在真谛。精神解剖中让人看见，“生命的每一只毛孔/都是一眼小小的水窖啊”。“水窖”的主体意象汪汪而出。第二节中，西部中国母亲缺水，身体在干的冒烟的车辙和犁耙中挣扎。“西部中国的乳房流出的/不再是奶/而是血啊”。西部中国母亲乳房的主体意象悲壮而出。第三节从孩子、孩子的眼睛、庄稼、早晨四个横面写干旱造成的苦境。第四节写母亲水窖建成，就像“西部中国的乳房/一个个润泽起来 鼓胀起来”。“水窖”和“乳房”两个主体意象合为一个主体意象，两个意象饱满。鼓胀的一首诗丰满起来。第五节歌颂母亲水窖对西部历史延续和时代发展的千秋功业：
像乳房在土地上丰沛地诉说
像眼睛与无机物丫的苍穹对话
一汪汪水 就是
数不清的太阳和月亮
我们的母亲水窖
让中国西部 命名了
最新的家园地图
把母亲水窖和母亲乳房通过隐喻联系起来，说明当代中国的一种人类行为，贴切灵妙的让人心悦诚服，顿生庄严崇美之感。乳和水在佛教、基督教和所有传世宗教中都是圣物。女性乳房自母系社会以来，一直都是人类繁衍不息的文化符号。身为女性的诗人匡文留，是以自己身体的血肉体验，和精神的通感灵修，呼应着她亲历过的西部干旱苦难，写成这首诗的。《母亲水窖》脱离了物质技术性的散文化叙事，而在精神的抽象性曲折抒情中实现。好诗不以散文化作具体运动，而踏着迭生意象的阶梯步步上升。有的好诗读第一遍就发现这首诗是好诗，有的好诗读第二遍才发现这首诗是好诗，而《母亲水窖》必须读完第三遍，才能最后发现这是一首好诗。因为这首诗的意境是超越了尘世凡俗而进入宗教性禅思的。
在匡文留的诗歌上面人人平等。她的人物抒情诗里面，既有伟人，也有常人。她一样地写出对她们的爱，也一样地写出他们的可爱。壮举和琐行皆成经典，轰轰烈烈和轻风细雨发出的能量几乎是一样的。匡文留写人物以写细节见长取胜。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经典爱情，被白玉蓝紫丁香一串串葡萄衬托其美丽的芬芳，被书信文件旗袍望远镜和刀鞘证明其穿透时间的雄壮慷慨（《一个时代的经典爱情》）。青年毛泽东，“他在一个早晨 亲手剥开糖纸/将一颗中国水果糖 轻轻放进/房东小女儿口中/正如一次开天辟地的播种”（《博文女枝的夜晚喝早茶》）。只有播种爱心的人，才能带领人民去开天辟地。为革命牺牲的毛泽覃，是由这样一个小男孩长大的：
名叫毛泽覃的小小男孩
红红的小屁股蛋 叮当作响
硬扎扎小脚丫 一踩俩坑
掏鸟窝或者捡稻穗
总有一双大些的手牵着
哥哥的大手 就是旗帜
是未来 是远方
别名就叫做：长大
（《亮星划落瑞金的天空》）
《枯原上燃烧海燕的双翅》，给郭沫若画了一幅传神的人生素描。他和毛泽东的交往及感应，又岂止在诗文之中呢。
匡文留人物抒情诗，写的最多的普通民众。这中间有“树木样身板花样笑脸”的土族女儿，有“在羊皮筏子上满‘花儿’”的黄河的孩子，有救助一百个孩子的一个爹，有在矿山深处锻打个性的煤矿工人，有冶炼工人，有志愿者，有民间艺人，有盐业职工，有中国记者，有画家，有诗人……他们因为匡文留的诗而美丽起来了。我们要特别看一眼裕固草原上那个美丽的新嫁娘：
红红裙袍的桑吉卓玛
新娘子桑吉卓玛
是谁镶银的腰刀
铮亮的铜洒蛊
耀得你一双美目
醉呢
（《别了，娘家》）
这些伟人和常人，就是中国人民。就是匡文留以浓情铺就的诗篇上的中国人民。
匡文留并不是角色性诗人，以一种题材和一种风格写诗；在政治抒情诗和社会抒情诗以外，在她此前多部诗集中，细密温静的爱情诗，旖旎飘逸的风景诗，和探幽历险般追觅她的满洲先祖的寻根诗，都营造了各各不同场域的诗歌风景。曾几何时，她的《情人泊》获奖，而被目为爱情诗人。她每一诗体的转换，都伴以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语言都新生出适应诗体的音色、音质和音量。光荣先祖的满语虽已消逝于历史的秘境，但白山黑水的遗传韵律却在她的现代规范汉语中体现。
匡文留是一个由自己的思想基底、感情走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趣味和生命经历合力建构成的个性诗人，自然不同与外国古代女诗人萨福、白朗宁夫人、狄金森、路易治·米雪儿、奎斯蒂娜·罗塞蒂等等；不同于中国古代女诗人李清照、朱淑真等等；不同于中国近代女诗人吕碧城、秋瑾等等和现代女诗人冰心、白薇、林徽因等等，当然也不同于当代辈出无穷的中外女诗人。但女士人们相同的一点是，她们都信仰诗歌女神，而这个诗神在不同女诗人眼中又有不同的肤色和神冠，只有诗心相同。匡文留的诗自有她女性个体的基质、身段和颜色。她把自己曾厮身其中的1980年代“黑色风暴”女性化写作当成一个成长过程以后，就走向了更广阔的疆场。她不以“女性诗歌”自炫，诗歌无性别。但我们不妨从她的诗歌中感知女性特有的认真、执着和深刻。她的诗歌的硬度和柔度都恰到好处。诗人杨辉隆对诗人匡文留的评判是反映了真相的，“她十分珍惜诗人这个称号，坚守创作底线，不矫情，不胡乱涂鸦，始终保持纯洁的诗人本质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匡文留在中国严肃诗歌的普遍困境中，始终不曾写过无难度而能讨好的那一类诗歌。她的赞扬改革开放的政治抒情诗的信度，也证明着她的爱情诗一类私密感情诗的信度。
我在兰州曾生活工作了数十年，读匡文留的诗集，读一个久闻其名、久读其诗，同在一城时间颇长而从未见过面的诗人的诗集，我是很有着期待的愉悦的，蓦地见到熟悉的事物而亲切。一只船的兰大附中，张掖路北的大众巷，也有我的步履。从雁滩到安宁堡的黄河沿岸，那所著名的西北师范学院，我也常常徜徉其间。我也很关心一个女诗人的承载，政治和社的向度及维度的静滤澄明，需要长久的时间和耐心。但是一个女诗人已经成熟而浓馥的感情，却能福至心灵一样，心弦瞬间自然拨动，弹奏出一段优美的夜曲。拉脱维亚当代女诗人诺奖候选人威茨曼·贝尔琴维卡，号称“爱情诗人”，提倡“用心写作”。她的诗《爱情》发现,“云越黑，白桦就越明亮”。匡文留也是用心写作的诗人，她的诗《祁连山下》发现，“九十九朵高傲的雪莲/新娘般在纯洁里躲藏”。诗歌就是诗人的心。
2014年5月26日·深圳围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