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郭敬明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知名公号“老道消息”昨日(8月26日)发了一篇《了不起的郭茨比》的文章,把郭敬明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节点,32岁的盖茨比,在暴富之后面临着巨大的失败。而34岁的郭敬明,在达到个人财富的顶峰之后,似乎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郭敬明财富的顶峰是2013年。这一年,郭敬明决定当导演,把《小时代》拍成电影,最后《小时代》系列总票房 17.9 亿,投资方乐视影业大赚一笔。同样是这一年,华策影视宣布出资1.8亿购买郭敬明最世文化26%的股权。按照当时的公告,最世文化的估值达到6.92亿,一时间,“郭敬明身家7亿”成为媒体争相炒作的概念,他和童话作家郑渊洁一直是一个所谓“富豪作家排行榜”最青睐的作家。
到了2016年,情况似乎急转直下。乐视影业与郭敬明合作拍摄《爵迹》,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超过了1.5亿,宣传的时候,郭敬明多次说开始的长镜头就花了好几个月。《爵迹》的票房达到5亿可以回本,团队曾幻想几十上百亿的票房,但是最终市场却反应冷淡,票房只有3.8亿。乐视当初投资小时代所赚的钱,这次又赔了进去。
不好的消息总是结伴而来。电视剧《幻城》被郭敬明视为进军电视剧的拳头产品(同名小说被视为他的代表作),这部电视剧投资3个多亿人民币,最终收视率却始终没有突破1%。2016年,有媒体发现,当初华策影视答应投资的1.8亿,实际到账只有2000万,而华策和最世文化双方对此都讳莫如深。
2015年,郭敬明买了不少乐视的股票,是媒体报道中支持乐视的几个明星之一。而到了2017年,乐视彻底陷入困境,这笔投资也很难说能有什么回报。
电影《爵迹》和电视剧《幻城》,也并不算彻底的失败。它们的表现只能算是非常平庸,每年影视市场,像这么平庸的作品占大多数。但是,这两部作品对郭敬明来说非常关键,他要证明《小时代》的成功不是“粉丝经济”,而是他作为导演有实力,他要收割电视剧市场,却没想到掌控遥控器的家庭主妇并不知道他是谁。
赚钱本身倒还在其次,平庸才是最致命的。这种平庸对一个大公司或者一个普通导演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对郭敬明来说,这样的“平庸”堪称灭顶之灾。郭敬明自己就是他最核心的作品,甚至是他唯一的作品,他需要不断成功,才能保证自己在粉丝中的号召力。
“成功”是郭敬明的命根子。此前,不管是被指控抄袭还是作品质量不高,郭敬明都会不屑一顾。在这个时代,这种指控或者指责,都会被视为是一种嫉妒的表现。只要能不断赚钱,不断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郭敬明就可以轻易地摆平这种指责。但是如今,一旦他不能在经济上取得持续成功,一旦他被市场视为一个“平常人”,过去所有的指责,都会卷土重来,而且力量都会加倍。
所以,我们才看到他旗下的作家李枫,会公开一个“7年前的性骚扰”。不管这次爆料是否属实,都对郭敬明是一个打击。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是,在这次舆论风暴中,有不少人是“同情”郭敬明的。这种“同情”可能恰恰是郭敬明最害怕、最不愿意看到的,这说明他精心维持的强者形象已经坍塌了。
郭敬明真正的危机:粉丝长大了,而他已被幼稚所困
从金钱的角度谈论一个作家显得怪怪的,但商人就是郭敬明的本质。
郭敬明的作品,是否抄袭暂且不论,曾经拥有巨大的读者群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他的读者群是那些初、高中的孩子,可以被视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不管你是否喜欢郭敬明,都不能否认他的书陪伴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大多是90后。
今年,有400多名00后考上了清华,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00后开始大批量进入大学,意味着90后即将全部踏上社会,开始为买房发愁,开始认识到现实的苦,而不再沉浸于郭敬明为他们虚构的那个世界。
因此,《小时代》系列的成功,可以视为是郭敬明对自己粉丝的大规模收割。有不少读者是在中学看过书籍《小时代》,他们已经抱着怀旧的心理来告别自己的青春,同时也告别了郭敬明,告别了那种幼稚的情感模式。
一个推理是,虽然一批青年已经走上了社会,也肯定会有一批新的粉丝会补充进来,郭敬明也许是这样想的。每一代青春期的孩子都需要美好的童话来抚慰,因此,郭敬明的作品会永远有人读——这种思维,放在100年前肯定是成立的,在一个变动不大的社会,两代人的审美和情感是非常接近的,女孩子都要缠脚,男孩子都要留辫子,那是清朝。
如今,00后和90后,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审美经历。2013年前后,也就是郭敬明达到顶点、开始收割《小时代》粉丝的时候,出现一个致命的变化:iphone4的出现推动了智能手机的大普及,这不但带来了微博、微信这种社交媒体的大发展,也几乎掀起了一场阅读革命,青春期孩子的成长伴侣也发生了变化,手游占去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是阅读,00后和90后青春期的爱好也有很大不同了。
郭敬明的成功,得益于他对读者年龄群清晰的把握,他不会让自己“成熟起来”,因为幼稚和青春就是他的标签,他必须强化这个标签。在读者群悄然流逝之后,郭敬明无法和他的读者一起成长,他被自己打造的青春世界困住了,或者说是被自己创造的那个想象的世界困住了。
当90后们涌进电影院,怀念自己读《小时代》的时候,他们同时就给郭敬明献上了“花圈”。他们抛弃了他。
一种模式的困境
郭敬明代表着一种模式:为商业而写作,而不是为了什么文学。
尽管绝大部分作家也都在追求、讨好自己的读者,都想多卖点书,多赚点版税,但是写作和别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文字或者那个想象世界所加给人的情怀。在这方面,即使是韩寒都和郭敬明不同,都要标榜“文学性”。
郭敬明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商人。写作、办公司和拍电影,在他心中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挣钱。他当初参加《萌芽》举办的作文大赛,处心积虑要获得一等奖,因此剪下 7 张报名表,精心写了7篇超过5000字的文章。他并不想像大多数作家那样追求写作上的进步,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因为发现自己在艺术上的停滞而精神崩溃甚至自杀,重复或者抄袭对郭敬明来说都不是问题,畅销即是一切。
写小说,培养粉丝,然后再拍电影电视,第二次赚读者的钱,这就是郭敬明的商业模式。他签约的都是一些年轻作家,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些和他很像的作家,这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在复制自己的模式。更多的郭敬明,更多的读者,而都抓在那个自贡走出去的精致小男人手中。
很明显,郭敬明的困境,其实表明了这种模式的天花板。他旗下的作家有不少离他而去,因为发现这样并赚不到钱。在影视行业被资本主导的时代,郭敬明必须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四处逢迎,他旗下的作家有了自己的粉丝群之后,也多半会另投明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写字的人看起来拥有更多的变现途径。郭敬明所面临的困境说明,文字,哪怕曾像郭敬明那样抓住大多数人的文字,其能够变现的价值总是有限的。在商业时代,文学当然是被玩弄的,但它最终也许会回到自己该在的位置:小众的,少钱的,同时也可能是更纯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