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
——追记原第三军医大学一级教授林兆偀
(报告文学)
杨辉隆
第一章 人生历程
第一节 爱国家庭精英儿
1905年3月18日，林兆偀出生在位于涪江之畔，一个依山环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四川省绵阳县（今绵阳市）丰谷镇一个开明工商业主家庭，林家在当地算是家庭殷实的名门望族。
不幸的是，林兆偀父亲（名字不详）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受家庭影响，很早就从事商贸和农业种植，在绵阳经营一家叫“宏鑫通”的商号，主要经营桐油和猪鬃贸易，其产品销售到重庆、武汉、上海等地。父亲还是一位讲信誉有良知的生意人，经常接济贫困人家，在当地具有很好的口碑。也许是身体的缺陷反而激发了他干事创业的斗志，他把生意越做越红火，慢慢从丰谷镇发展到了绵阳城。由于长期在生意场上打拼，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加之受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较为开放，逐步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他生育了十四个儿女（十男四女），林兆偀在十个儿子中排行第五。由于他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位在华英国传教牧师，且交往甚密，于是在牧师的帮助下，产生了将子女送到国外求学的念头，因此，大哥（名字不详）、二哥（林兆傑）、三哥（林兆倧）都先后被送往英美留学。大哥在英国专修纺织，二哥在英国专修染织。大哥、二哥学成归国后在上海创办纺织厂，只因身体羸弱，染上肺病，英年早逝，加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外强入侵，国家处于动乱时期，父子两代人实业救国的理想最终化为泡沫。三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1952年不同系先后并入复旦、华东师大、同济、上海交大等，圣约翰大学撤销）毕业后，也到英国学习有机化工，学成归国后，任北平大学教授，后又到美国深造，毕业后准备回国，导师对他说，美国更适合你搞研究，劝他留在美国。当时，日本已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关头，中国共产党正在酝酿全民抗战方略。林兆倧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并对导师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回去报效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他在重庆巴县七桥（现为巴南区）一家化工厂任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主任、教授，建国后任湖南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省科普协会主席。
第二节 漫漫求学路
林兆偀于1922 年7月于四川省立（中坝）第二中学毕业后，按父亲的安排也是要到英国学习工科的。为此家里先送他进入华西大学理科预科班学习，以便为出国留学打好英语基础。但林兆偀目睹了积弱积贫任列强宰割的祖国，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特别是看到残疾的父亲以及一肚子学问但羸弱不堪、疾病缠身的大哥、二哥得不到有效的救治。他说服了父亲，两年理科预科班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医学，进入华西大学医科预科班就读一年，主攻德文，于1925年9月，经重庆乘船出川，辗转一个多月才到达上海，到上海后考入同济大学德文医科班学习。其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后期，由最先的工人运动蔓延到学校，引发学潮。同济大学及其他学校的学生经常上街游行，声援工人的正当合理诉求。林兆偀积极投身学生游行队伍，和同学们一起，在公共租界散发反帝传单，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租界当局为了将学生游行打压下去，采取高压手段，大肆拘捕爱国学生，林兆偀的名字也在拘捕之列。对此，校方非常恼怒，斥责学生不好好读书，听信异党蛊惑，拟开除林兆偀等学生学籍。但为了不留下与日本资本家穿一条裤子的口实，又给出一个让学生“改过自新，回头是岸”的机会：只要学生登报认错，校方视其态度可以保留学生学籍。林兆偀坚决不屈服，既不登报也不认错，但法不制众，开除学籍的事也不了了之。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其中也包括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广州是北伐的策源地，也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最浓厚的城市，成了不少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林兆偀顺应潮流，从上海乘船辗转香港，再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来到广州后，有一年多时间处于失学无业状态。他除看书外，没事就上街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演讲接受新思想。据他本人生前介绍：他先后听过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的演讲。这期间，林兆偀逐步从一个旧时代青年转变为一个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民主义思想、进而发展到同情革命并倾向革命的新青年。
1927年6月，林兆偀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就读。这年，正值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经常在校内举办一些文学沙龙活动，林兆偀成了沙龙活动的常客，多次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这对提高他对社会现状的认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山大学，林兆偀所学德文派上了用场，他边学习边给德国教授当翻译，同时还结识了一批四川、湖北进步青年，其中就有四川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的周泽召（上世纪曾任毛泽东主席保健医生，后调任重庆医学院党委书记、校长），湖北潜江县（现湖北潜江市）的祁开仁（曾任第七军医大学校长、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61年授少将军衔）。受他们的影响，林兆偀更是从思想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并赞成中国共产党主张的言论。
第三节 短暂的从军生涯
1935年2月，林兆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并被留校任药理研究所助教兼德籍教授翻译。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他的学识也得到了较好地展现。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接到周泽召来信，邀请他到广西军医学校任教（时任广西军医学校教导主任）。林兆偀谢绝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再三挽留，毅然于1937年6月抵达广西军医学校，开始了新的也是陌生的军营生活。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了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蒋介石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以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一方是强敌入侵，一方是政府软弱不抵抗，寄希望于“国联”调停，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林兆偀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认为，自己尽管是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不能上阵扛枪，但依然可以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为抵御外弱，保家卫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广西军医学校的聘任到该校任教员，并授上校军衔。广西军医学校隶属于新桂系李宗仁麾下。1936年，新桂系联合粤系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
两广军政集团的首领都是“民族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次日军侵华事件中，并无妥协投敌之言论，还多次声明要抗战到底，这一点，也是林兆偀选择广西军医学校从军的原因之一。
第四节 难解“同济情结”
1939年10月，广西军医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组建广西国防医学院，一部分成立了广西省立医学院。因侵华日军已经进入广西，抗战形式愈加严峻，周泽召、祁开仁等学友已奔赴延安，林兆偀因故延误，耽误了去延安的行程。而国防医学院被迫迁入贵州安顺，林兆偀留任广西省立医学院副教授。1941年春，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广西省立医学院已无法正常办学，林兆偀再次受邀前往贵州安顺的国防医学院，但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数月，终因途中艰险而受阻未能到达安顺，甚至还被国军流寇部队抓获，收走全部财物。这时，身无分文的林兆偀正好接到从上海迁到宜宾李庄（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的同济大学邀请。林兆偀思前想后，在日寇的铁蹄下，华夏大地已到了“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境地，林兆偀只好放弃去安顺的打算，在朋友的解囊相助下，只身前往宜宾李庄同济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后任教授。
其时，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兆偀就职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有它的必然性。应该说，林兆偀情感深处始终有一份“同济情结”。
要了解林兆偀的“同济情结”，有必要对同济的历史进行一番解读——
1893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 Erics Paulum）来到上海，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开一诊所。后来，他与在上海的几名德国医生成立了“德医公会”。八国联军侵华时，德国运来大批医疗设备，聘请当时在上海负有盛名的宝隆医师，协助在沪成立了伤兵医院。德军归国时，为感谢宝隆，将伤兵医院的医疗设备悉数赠送给宝隆。
1900年，宝隆在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Wilhelm Knappe）的支持下，在张家浜新马路旁开办了有20张床位的医院。由中德双方出资，取名“同济医院”，宝隆任院长。1904年初，克纳佩在柏林与德国外交部、普鲁士文化部的代表以及柏林大学东方语言部主任进行了会谈。谈到在中国推行德国教育政策时，克纳佩提出了在上海开办德国医科学校的计划。
1905年，德国外交部、普鲁士文化部就在上海开办德国医科学校一事达成共识。普鲁士文化部教育司司长阿尔特霍夫（Althoff）主持建立了“促进德国与外国精神文化关系科佩尔（Koppel）基金会”。该基金会直接受文化部监督，它的董事会主席是商务顾问科佩尔。科佩尔基金会不仅负责筹集钱款，而且对外以学校创办者的名义出现。
1907年3月，科佩尔基金会、促进在华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德医公会和同济医院4方，在柏林签署了由普鲁士文化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建立德国医科学校的协定；1907年6月3日，“德文医学堂”董事会正式成立，董事会由18人组成。
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取名为“德文医学堂”。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校董们之所以为学校取名“同济”，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希望用现代医学造福人类。“同济”二字从德语“Deutsch（德意志）”在上海话的谐音而来，意蕴合作共济。
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兼总理。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是年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妥善安排。教育部立即派人到上海商议，最后决定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从而保证了同济没有倒下，为中国留下了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
1917年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管理，改称为同济医工学校。同年12月，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正式迁往吴淞镇。根据《宝山县志》记载：1917年同济德文医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吴淞中国公学。1918年，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1922年，《申报》及《时事新报》报道：同济医科办学完善，为国内各医校之冠……。
1924年5月20日，教育部批准同济医科为大学，并将每年的5月20日定为校庆日。
1927年8月，学校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日本入侵中国后，同济大学屡遭日机轰炸，学校无法正常办学。为求“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于1937年开始内迁办学。经过三年流离、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等地，直至1939年冬落脚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师生们教学不辍，坚持文化抗战。
林兆偀内心深处那份“同济情结”，也许还可以从当年他进入华西大学医科预科班就读一年，主攻德文得到合理的诠释。
林兆偀在无法到达贵州安顺国防医学院的情况下，选择来到内迁至宜宾李庄古镇的同济大学，受聘担任副教授，1942年，聘任为正教授，1944年，国民政府任命他为部颁教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林兆偀随学校同迁，一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到1948年初。从读书到任教，林兆偀与同济相守了整整10年
第五节 滞留成都开诊所
战乱最能勾起知识分子的思乡情绪。家，始终是他们精神和情感寄托的港湾。
由于林兆偀夫人徐鹤群和五个孩子长期生活在四川成都。利用1948年春节同济大学放假期间，学校相对空闲的机会，林兆偀告假回成都省亲，与久别的妻儿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由于之前的1947年7月，关系到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全国解放战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但国民党不甘心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败，负隅顽抗，继续在国统区实行所谓的“动员戡乱”，对进出国统区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内战造成交通基本瘫痪。为安全和生存计，林兆偀只好放弃返回同济大学继续从教的打算，滞留成都在夫人徐鹤群的协助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徐鹤群是一位学者型女性。她1917年1月12日生于四川省仁寿县藉田铺(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开发区)。1933年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同年九月任职于国立四川省资中中学。1935年，她以总分第四名的成绩获全额奖学金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曾师从生物分类学大家方文培先生。1939年徐鹤群从国立四川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被安排到第七军医大学训练部（医学基础部）生物教研室任讲师。1964年入伍。1988年带完最后一批研究生，于1989年退休，直到2002年2月去世。为培养新中国国防医学人才，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徐鹤群父母靠一些薄田和在成都盐市口开一家小旅馆为生。平时生活十分节俭，舍不得请帮工，旅馆清洁卫生都由自家人包干。在这样的家庭，徐鹤群清楚，除了自己，家里还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背景下，像他们这样赚钱十分不易的小商小户人家，要让父母拿钱供自己上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对知识的渴望，不断激发了徐鹤群对走进高等学府的深深向往。因此，她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终于在成都女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并在国立资中中学校任教职一年后，她以全额奖学金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入学后还成了该系的优等生。
徐鹤群入职第七军医大学还有个小插曲：刚解放时，她已经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了，按林兆偀的意思是让她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但徐鹤群是个要强的人，平时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她，这次却和丈夫的意见相左，她希望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而教书育人就是她的理想。1952年初，徐鹤群找到时任第七军医大学校长祁开仁，要求给自己安排工作。祁校长本是一位求贤若渴的伯乐，更何况学校极需专业人材，像徐鹤群这样的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专业的高材生他当然是求之不得！他当即表示欢迎她参加第七军医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徐鹤群回家把学校给她安排工作的事向林兆偀说了，林兆偀没有反对，只是担心孩子没人带。细心地徐鹤群安排好家庭生活后就到学校报到，被安排在训练部生物教研室工作。
再说林兆偀滞留成都开设私人诊所，一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着想，二是为社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看病拿药有三原则：富人按价收费；一般家庭适当减少收费；穷人减半收费或不收费。对特别困难的病人不但不收费，反而接济一些零钱做往返路费。因此，来他诊所看病的穷人常常是络绎不绝。林兆偀在成都开私人诊所不足两年时间，赢得了满满的社会赞誉度，收获了数十面诸如“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华佗再世，扁鹊再生”“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等内容的锦旗。直到成都解放，林兆偀接受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的邀请，参加革命工作离开成都后，仍不断有人来找林大夫看病。
值得一提的是，林兆偀在成都开诊所期间，还饱览中华医药学宝典，做读书笔记数十万字，为后来的教学研究工作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第六节 人生的春天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盘踞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时任成都军管会卫生处长的祁开仁知道林兆偀在成都开私人诊所，也知道林兆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既懂临床医学，又精通药理学的专家，流落在民间实为可惜。因此他很快找到林兆偀，诚邀他投入新中国国防卫生教育事业。这期间，全国各地有7所大学给林兆偀发来聘书，但他感于祁开仁的诚恳，加之又是学友，林兆偀欣然接受了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邀请，成为了西南军区卫生部医科大学教授。
1950年5月，林兆偀携带家眷，在部队的护卫下乘汽车前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由于刚解放不久，行进途中还不时受到小股国民党残军袭扰，行进速度相当缓慢，从成都到重庆前前后后经过了三个月。到达重庆后，全家人被安排在歌乐山林园居住，为安全起见，部队对林园进行了全方位护卫。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对国防卫生教育事业极为重视，而且把这项工作摆在了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据作家周而复1949年创作并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记载，白求恩在牺牲前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留下遗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员，比在战场上受伤后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的人员要少得多。他建议大量培养战地医务人员，至少要建立7所军医大学。这也许有文学上的创作成分，但综合白求恩生前积极参与筹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事实，并促成这所军医学校在他牺牲前一个月的1939年9月18日正式开班办学，周而复笔下的记载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
在重庆，林兆偀目睹新中国的航船已经起航，呼吸着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他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青春和活力，感到有使不完劲。他积极投入筹建西南军区医学院的工作。由于军区医学院建校初期尚未开始招生，林兆偀还按照组织意图，到重庆大学医学院做兼职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重庆大学医学院被调整到其他高校）。
1951年—1952年两年间，西南军区医学院先后更名为第二军医大学和第七军医大学。这期间，教学科研设备以及科研、师资力量都十分匮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特别繁重。林兆偀临危受命，肩负起第七军医大学药理教研室的创建任务，他不负组织重托，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人员逐步充实，设备从无到有。到1953年末，一个初具规模，融药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药理教研室便建立了起来。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药理教研室除能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还能开展实验和研究工作，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肯定和赞扬。林兆偀还亲自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并带领科研人员和教师指导学员开展实验，为学员的学以致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林兆偀一生热爱祖国，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51年，在他离开成都来重庆后，还主动将成都牛市口大田坎街的私房(占地约2亩，另有铺面8间)无偿捐赠给国家。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将节约的100尺布票全部交给学校。上世纪60年代还上交国库黄金若干克，他还积极认购各个时期国家发行的公债支援国家建设。1971年至1975年间每月交党费100元，约占工资的三分之一。为彰显他的勤俭爱国行为，1964年学校曾举办“林兆偀节约家庭展览”，旨在教育师生树立“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国家建设”的精神。1969年，七军医大调防到上海，林兆偀一次性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3000多册医药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数都是外文正版原著，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防卫生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
1953年，林兆偀因在教学和科研中的突出贡献，荣立三等功。
1954年第六军医大学从南昌搬迁至重庆，并入第七军医大学。之后，第十六军医院、西南军区甲级陆战医院、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门诊部、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先后并入第七军医大学。壮大了第七军医大学的教学科研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兆偀是第七军医大学的开创者之一。
1956年9月，林兆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还被国防部、卫生部、教育部批准为二级教授。他说，自己出生在旧社会，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历经社会动乱引起的颠沛流离，饱受军阀混战之苦，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旧知识分子，培养成了一个为新中国国防卫生教育工作出力的专业技术人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林兆偀的今天。我要一生一世跟党走，同时还要教育我的孩子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
1960年11月，林兆偀正式批准入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这是他人生历程中一次大转折。对于一个55岁的中年男人来说，能够享受如此殊誉，林兆偀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从穿上军装那一天起，他就暗暗发誓，今生一定要对得起这身戎装，对得起军人这神圣的称号。
从1963年开始，林兆偀还带领科研人员和学生，在南川二王坪开辟建立了学校药理基地，为探索中西医结合做出了贡献。后来，因多种原因，药理基地移交给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第七军医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祁开仁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和批斗。造反派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投奔延安革命动机不纯”“军中反动学术权威”“不重视毛泽东思想宣传的走资派”等。隔离审查成为家常便饭，医学研究一度停止。祁开仁是发现和推荐林兆偀的伯乐，又是他的领导，毫无疑问林兆偀自然会受到牵连，被内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度曾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脱下了军装。尽管没被公开批斗，但要经常与其他“问题更严重”的人，比如同祁开仁一起站台陪斗。即使在这样的囧况下，林兆偀也一直没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自己心爱的药理研究。
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祁开仁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疟疾和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工作。
1969年10月，第四军医大学和第七军医大学调防，四军医大由上海迁往重庆，七军医大由重庆迁往上海，学校对外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45部队。调防上海后，林兆偀的“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复杂，他成了被公开批斗的对象，无法再上他心爱的讲台，也不能再继续他的药学研究。造反派给一把扫帚，打扫学校大院卫生，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后来又派去养猪，打扫猪舍。过了一段时间后，造反派知道他对中草药颇有研究，给老教授派了一个重体力活，一个人去打理二军大药学系留下的一大片中草药园，由于之前药园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林兆偀的到来，真是草药们的福音啊！因为来了一位懂它们，敬它们，爱它们的朋友。
伴随着林兆偀的辛勤付出，几个月后，那一垅一垅的各种中草药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让药草们长得更好更壮，他还把妻子的专业书籍《植物学》拿来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侍弄这些药草们。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草药园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俨然变成了一处美丽的百花园，吸引了自己子女和部队大院不少的孩子们前来玩耍。据林兆偀女儿、长期从事药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商务师林祯怡记述：草药园离她就读的中学很近，那时，她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放学后到草药园呆上一会儿，父亲会给她介绍各个草药的名字，药性，可治疗什么疾病。看着父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除杂草，浇粪肥，真的好辛苦！作为女儿，心里好不是滋味，但又深深被他在逆境中的乐观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对工作极其认真的态度所折服。他们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敬业笃学精神是多么可敬可爱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林祯怡也爱上了药学这门学科，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顺利考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制药专业。
1970年底，林兆偀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又准许其穿军装了，恢复了组织生活。1971年“9.13”事件后，恢复全部政治经济待
遇，他再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希望能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除了潜心教学研究外，部队的其他活动他也尽量参加。他甚至以65岁的年龄参加部队组织的野外拉练，谢绝领导安排的车辆，坚持和年轻人一起徒步拉练。
林兆偀不但治学严谨，教学中对待学生也是诲人不倦。他在上世纪80年代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为了青年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累计为青年教师作专题报告50余场，开阔了这些教师的学术视野。特别是1975年学校迁回重庆，更名为第三军医大学后，林兆偀更是有了紧迫感，因为自己已经70岁了，能为国防医学教育事业出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培养更多的药理学人才，她几乎是处心积虑，恨不能把一天当成两天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正好用来形容林兆偀当年的心境。
据林兆偀四子，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林祯祺回忆，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家里经常看到父亲的学生来看望他的感人情景。有的学生已经是军区卫生部领导或野战医院院长，进门看见父亲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有的是医学院校的教授或军队医院的知名医生，看到父亲，双手紧握他的手，常常激动得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父亲常谈起上世纪50年代招收的部队学员，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很多只有小学文化，对他们的教育是从小学文化到大学的现代医学，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特别的方式方法，他们是很难坚持到毕业的。父亲晚年带的一位研究生，是一位姓赵的山东女孩，山东某医学院来的，经常到家里来请教，父亲总是在他的书房兼臥室与她长时间交流，由于父亲有点老年性耳背，说话声音格外洪亮，有时仿佛是在训斥人家。有时声音实在太大了，母亲还常常提醒他，小赵总是笑笑说，没事的，师母！父亲还送了不少医学和德文方面的书藉给小赵。毕业后，小赵经常与父亲通信，还回学校看望过父亲两次，她先是去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后转业到青岛医学院。
父亲特别关注学生国内外参考文献的查阅，实验方法的设计，实验结果的综合分析。父亲特别强调在作科学研究之前，要认真作出几篇综述论文，总结所作课题在国内外的进展，对已有的药理学的发展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的观点是科学中各种学科有相通性。我也从父亲对研究生的指导中获益匪浅，应用于后来自己的教学中。父亲和研究生所做的药理学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和超离心技术，这些前沿的物理学方法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方兴未艾的，因为其中包含放射性原子科学和流体力学的复杂应用于药物分子水平的研究。
1986年7月前，林兆偀坚持全天工作，1986年7月退休后，考虑到年龄和身体状况，组织上安排他半工作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尽量多做工作。1991年12月3日与世长辞，逝世前一天早上，他还在阅读国外医学文献，并记下详细笔记。
第二章 硕果耀军旗
第一节 著书立说
在数十年的国防医学教育中，林兆偀结合教学和科研需要刻苦钻研国际国内药理学科的一些新的成果，将中西医药理学融会贯通，取得了显著成绩。
1979年，林兆偀主编了军医大学统编军医基本教材《药理学》，1980年5月出版印制，该书成为全军军医大学通用教材。林兆偀还两次与其他军医大学合作，编写了三年制和五年制军医药理学讲义。在长期执教中，他为本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毕生心血，对本学科的建设和培养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兆偀领导的药理学教研室1981年被批准为硕士点后，他不顾年迈体弱，还招收培养了2名硕士研究生。
在科研和教学实践中，林兆偀常结合工作实际，解决学生在医药学方面遇到的难题。早在1943年他便进行过氯化钡中毒的研究，发表过“TheEffct of Barium Chloride on Dogs”的研究论文。上世纪50年代后，他先后开展了“枯痔散使兔耳坏死与脱落作用的研究”“中药半夏的镇吐作用研究”“安宫牛黄丸的解热、镇静与抗惊作用的研究”“排气汤对肠运动的影响”研究等。这些研究，对有关药物的有效成份和药理作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作用机理，对临床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呕心沥血建中草药种植基地
在七军医大药理教研室初创时期，林兆偀就坚决反对闭门造车，积极主动与重庆制药、三厂合作，指导厂方按照药典标准生产西医药品，同时还与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中草药种植研究所重庆分所(在南川金佛山下)、重庆中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展用现代药理化科研方法对传统中草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在南川区的二王坪建立了学校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基地，为长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所，开创了学校中西医结合的最佳医学实践，对打破国外反动势力对新中国药品药物的封锁作出了贡献。他还多次鼓励药理教研室复员转业教学科研人员到重庆中药研究所继续从事中草药的药理学研究，可算是为中药的研究呕心沥血。
早在抗战之前，林兆偀就收集整理中华医药宝库中大量经典的典集，他博览中华药典，依靠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自学中医理论，成了传统中医药与现代药理学方面研究的开柘者、引领者。特别是在利用中华传统中医药在世界大范围内治疗疟疾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节 积极投入防治疟疾研究
众所周知，1955年至1975年，是美国参与发动和支持的“越南战争”时期，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越南称之为“抗美救国战争”，中国称为“抗美援越战争”。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期。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面对当时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需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加之地缘政治的原因，我国也必须参与到“抗美援越”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国家主导的防治疟疾及其它热带病的重大医学科研课题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抗美援越战争中的难题—疟疾和热带病。
这项工作由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牵头，相关军医大学及中国医学研究院作为主研单位。由于七军医大靠近西南边陲，七军医大药理教研室在这一重大课题中担负起了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第七军医大学派出林兆偀、程懋平(传染病学专家)为领队的调研组深入到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1985年撤销合并到成都军区）以及各地市州军分区，掌握了预防和治疗疟疾、钩端螺旋体疾病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在大量的中草药中筛选，寻找预防和治疗疟疾的最佳方案，摆在了林兆偀和药理教研室全体科研人员的面前。对青蒿的研究并制成青蒿系列药品，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视线。林兆偀领导的七军医大药理教研室团队在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林兆偀四子林祯祺回忆：那几年，父亲总是过几天就会被小车接走，几天都不回家，家里人也不便多问。后来才知道，父亲就是在进行国内疟疾的防治研究工作。至于父亲是不是首先提出青蒿及提取物在疟疾治疗上的关键作用，可以从原总后勤部卫生部解密的研究资料中得到，但父亲六十年代初期就利用西南地区丰富的青蒿资源，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这的确是事实。
1969年，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将七军医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祁开仁调往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主持该项工作。成立了由祁开仁负责，集国家卫生部、总后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全国疟疾和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办公室”正式成立。
研究发现青蒿素是中国对世界医学科学的重大贡献，林兆偀作为青蒿研究的重要的主研人员，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客观地讲，林兆偀应该是研究青蒿素的第一人。201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不止一次地说，发现青蒿素不是她一个人的功劳。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诺贝尔医学奖评委会给屠呦呦的颁奖词中，也明确表述：屠呦呦是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发现者”。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林兆偀，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他挚爱的国防医学教育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淡泊名利，全身心扶持后学，许多经林兆偀培养、熏陶的后来者，如今已成为药理学界的栋梁。作为国务院第一批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总后勤部批准的终生教授，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
信仰最重，得失最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是林兆偀一生的座右铭。是的，淡泊名利，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多次放弃评奖、晋级、调整住房这些待遇，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他以86岁的生命历程，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党、爱国、爱军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林兆偀教授简介】林兆偀，(1905.03—1991.12)，男，四川绵阳人。1922年9月进入华西大学理科预科班学习，1924年9月转入该校医科预科班攻读药理学，并自修德文。1925年9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医科班。1927年6月离开上海同济大学转学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1935年2月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该校药理研究所任助教兼德籍教授翻译。1937年6月任广西军医学校教员。1939年10月任广西省立医学院副教授。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内迁至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教授。1945年9月随同济大学迁上海，续聘为医学院教授。1948年春，回成都省亲，因战事吃紧，滞留成都，同年10月在成都开私人诊所。成都解放后，于1950年5月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工作，同年7月调西南军区医学院(第七军医大学前身)任药理学教授。1956年6月被任命为第七军医大学药理教研室主任，同年晋升为高教二级教授。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6年3月晋升为高教一级教授（专业技术一级），1990年被总后勤部批准为终生教授。为国务院第一批享受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