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言志皆有感，吟花诵月总关情
诗歌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常常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诗歌的这些特点，正契合了中华民族注重抒情言志、善于形象思维的民族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诗歌成为古代最发达、最突出的文学样式。中国被称为诗歌的王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诗歌在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走过了一条复杂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发展道路。
诗歌的初步形成
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是从我们远古祖先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远古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为了获取食物，他们必须组织起来打猎或进行其它形式的集体劳动，非常艰苦。为了减轻疲劳，协调统一动作，他们发现了犹如现代劳动号子的一种有节奏的呼声。这种有节奏的呼声就是诗歌韵律的源头。
然而，这时的劳动呼声，还只是有声无义的韵律，还不是真正的诗歌。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逐渐发达，才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添加一些语言，即便是最简单的语言，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
《吴越春秋》载有这样一首原始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古肉宇)”。这显然是渔猎时代生活的反映。二字一句，虽然朴素简单，却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狩猎图画，充满了狩猎者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我国古代其它一些古籍，如《周易》、《礼记》、《吕氏春秋》等，都记载了这样的原始诗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原始诗歌，从一开始，就带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注重抒情、关注现实。这种特点，正为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诗歌传统。
中国远古诗歌，流传下来的很少，从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远古诗歌来看，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实际上是萌芽阶段。中国诗歌的历史，严格地讲，应从《诗经》开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原称《诗》，汉以后才称《诗经》。保存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主要是各地的民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雅》和《颂》多是王室庙堂的颂歌。《诗经》中的诗歌已由最初原始型的二言诗体，发展到以四言为主的诗体，普通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详见本书《诗经》篇)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风格和艺术特点，它鲜明的抒情特点，“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中国诗歌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丰富和发展
大约在《诗经》成编后二百年左右，即公元前四世纪，我国南方的楚国一带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和《诗经》在艺术上风格上截然不同。它是在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在周初，楚地就兴起一种南方声调的民歌，这种民歌常常在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兮”“思”之类的语助词，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对楚辞影响最大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就在这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的诗篇。(详见本书《屈原》篇)
《楚辞》和《诗经》在我国诗歌发展的最初阶段，形成两个高峰。《楚辞》所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一直为我国各代诗人所继承、所发扬。
西汉时代，统治阶级实行思想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钻研儒家经学成了许多人苦苦追求的目标。文人学士除了皓首穷经以外，角逐于散文、大赋之间，诗坛显得十分冷寂。而在民间，一种被后世称为“乐府”或“乐府诗”的民间歌谣却发展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汉代仍然延续周代的作法，通过官方采诗收集和保存民歌。汉代官府管理音乐的机构叫乐府。魏晋六朝时，把乐府所唱的诗都叫乐府，乐府一变而成为带音乐性的诗体。现存汉乐府民歌共约四十首左右，多数保存在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里。汉乐府中许多民歌，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十五从军征》、《上邪》等，都是历代称颂的优秀作品。《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它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反封建礼权的故事，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汉乐府民歌虽然留存下来的不多，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可以和《国风》比美。它们多是劳动人民的“街陌谣讴”，表现的也是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思想感情，与《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通。在诗体形式上，汉乐府民歌创造了以五言为主的杂言形式，使中国诗歌在《诗经》(四言)、《楚辞》(骚体)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东汉时代，由于受乐府民歌五言诗体的影响，一些有见识的文人开始摹仿和运用乐府诗形式，作起五言诗来。从《诗经》到东汉末年，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五言诗的形式才算基本成熟了。东汉文人五言诗数量不多，在艺术上成就最高的当数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对古代诗歌的统称，梁萧统编《文选》时，把已失去主名的十九首五言古诗选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于是成为专门名称。《古诗十九首》作者不是一人，所以它反映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这正是失意士人正当东汉末年社会大动乱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是抒情手法多种多样，善于用自然、平淡的语言表达委婉、深挚的感情，具有一种言浅意深、语短情长、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历来批评家对它的评价都极高，甚至有过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例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请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不仅莫定了五言诗的基础，而且由于它的卓越艺术成就，对后来抒情诗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的统治，此后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势。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动摇了儒家的统治地位，思想界比较活跃和解放，各种学术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较为流行起来。再加上统治者热爱和提倡文学，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建安诗歌，主要是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人集团的创作。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阮禹、徐干、陈琳、应锡)、女诗人蔡琰为代表的诗人，大都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乱，因此，他们的诗歌能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一定同情，并抒发了他们要统一天下的豪情壮志．调子慷慨悲凉，形成了后世所称道的“建安风骨”。
曹植是历来公认的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建安诗篇流传下来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约八十首。曹植无论古诗还是乐府诗，都很有成就。曹植从自身的坎坷经历中真切地体会到被压迫的哀伤和人生的痛苦，因此诗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五言诗在曹植笔下达到了无所不写的程度。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深得后世赞许。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多种思想、各种社会矛盾交错的时代。自汉末以来就在酝酿着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到了魏晋之际已经进一步过渡到道家的玄理化，新的思维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反传统的味道，从而助长了魏晋人那种离经叛道，蔑弃风雅的精神，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解放。老庄自然主义哲学，有力地冲击着两汉以来“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有助于唤起人的“自觉”，从而使置身于动乱、险恶环境中的诗人对自己生命的意义、命运有了新的思索和追求。
建安之后的正始时期；文坛上产生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他们“相与为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贤”中阮籍、嵇康的诗作比较有成就。他们的诗作贯穿着老庄思想，与建安诗歌明显不同，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阮籍是“七子”之一阮禹的儿子，他在行动上佯装放荡，内心却十分痛苦，并把这种无法发泄的内心痛苦用曲折的形式在诗歌中倾泻出来。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嵇康与阮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但性格却不相同，他对现实的反抗比阮激烈，锋芒毕露，因而遭杀身之祸。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愤世嫉俗之情和清逸超脱的境界。
诗歌发展到两晋开始了明显地转变。两晋的士族制度使士族文人远离社会和人民，他们的创作缺乏现实内容，就只能追求形式的华美。晋初傅玄、张华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到了陆机、潘岳遂发展到了严重的阶段。这一时期只有左思、刘琨等个别作家在诗歌上表现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两晋时期，魏代正始时兴起的玄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两晋末年兴起了玄言诗。东晋时期，土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对诗歌的影响也更大。这种诗歌在思想上严重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
陶渊明一生屡仕屡隐，这与他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受当时盛行的老庄思想影响有关，陶渊明的诗作留存下来一百多首。他的诗歌主要描绘恬淡的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及处于这种生活之中的恬静心情。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平淡自然。看似平淡，却寄意深远、境界开阔，读来余味无穷。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田园诗的诗人，他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详见本书《陶渊明》篇)
在陶渊明大加吟咏田园风光的同时，山水诗也悄悄地在玄言诗中孕育。晋宋时代，江南的土族文人在优裕的物质条件下和佳丽的江南山水环境中过着清谈玄理和登临山水的悠闲生活。他们或为环境感发，或借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哲理，于是在玄言诗中出现了山水诗句。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诗中的山水成分逐渐增加，到了南朝宋初，使出现了谢灵运这样专以山水为诗的诗人。谢灵运的作品多为悠游园林、倘佯山水的记游写实之作，他特别善于运用富丽精工的语言刻画山水的美景，读来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那些散见在各篇中的“名章迥句”，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等，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诗人。自他以后，南朗的谢眺、何逊，唐朝的孟浩然、王维等许多山水诗人相继出现，他们以优美的山水诗篇丰富了诗歌的园林。
诗歌发展到齐永明年间，沈约、谢眺开创了所谓“永明体”。他们提倡作诗要注意声律和对仗，特别是沈约更讲究四声格律。这种主张标志着我国诗歌开始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过于讲究“四声八病”，也助长了当时诗歌绮靡柔弱的倾向。这一时期，谢眺的诗歌还有些特色，他作诗虽然也力求声韵和谐，但并不拘泥于四声八病和在声律上过于苛求。他的山水诗文体明密省净，诗风清新流丽，对唐代诗人影响很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言诗的产生、发展、丰富和成熟，七言诗也逐步孕育出现了。七言诗句虽在先秦两汉歌谣中就曾使用，但作为诗体形式，直到建安时代才开始出现。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自曹丕后，学做七言诗的人逐渐增多，而到南北朝时代发展成势。号称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就写了许多七言歌行体诗，鲍照的《拟行路难》是一组非常杰出的乐府诗。思想内容丰富深切，感情也强烈奔放，所用的七言、杂言形式，音节激昂顿挫，富于变化，更使这种思想感情焕发了新的光彩。
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除了文人创作外，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它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南朝乐府民歌大多是写男女爱情的恋歌，《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北朝民歌数量上远远不如南朝，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较广阔，风格也与南朝有显著的区别。它真实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况，展现了辽阔壮丽的景色，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的性格。《木兰诗》是北朗民歌的代表作。
中国诗歌的高峰
中国的古典诗歌，从周代春秋战国到汉魏两晋南北朗，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发展之后，到唐代终于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高峰。(本书《全唐诗》、《李白》、《杜甫》等篇已对唐诗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这里仅概括叙述唐诗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
唐朝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诗人辈出，流派众多，各种诗体都得到蓬勃的发展。仅就《全唐诗》来看，就收进了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其数量超过了从《诗经》到隋朝一千多年的诗歌总量的几倍，而且在诗坛上涌现了象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诗人。
初唐诗歌深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代表人物是虞世南、上官仪。后来王绩和“初唐四杰”提出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开始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及抒发个人抱负的诗歌，对改变齐梁诗风起了重要作用。但真正自觉倡导诗歌革新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成绩的是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盛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高颀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用诗歌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发边塞战士不畏艰苦、英勇报国的英雄气概，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抒写隐逸生活的逸趣，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李白被后世誉为“谪仙”、“诗仙”，一生写了九百多首热烈追求光明理想，极度蔑视封建权贵，猛烈抨击黑暗现实的光辉诗篇，具有一种充塞天地的大胆的叛逆精神。“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详见本书《李白》章)
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一生穷困潦倒，却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写了一千四百多首惊心动魄的诗篇。杜甫作诗，“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详见本书《杜甫》章)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示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
居易、元缜、张籍、王建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掀起新乐府运动，把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伦的边塞诗，都是盛唐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直接受到韩孟影响而又能大胆创新的李贺，更以其激越险怪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放出异彩。刘禹锡学习巴蜀民族，柳宗元借山水以抒幽愤，也在中唐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浓厚的伤感情调。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继承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写出了一些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在晚唐诗坛上发出光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唐代完成了我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尤其是出现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唐代声律近体诗。这些形式，上承风骚，下启词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流传员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
唐代诗歌的繁荣鼎盛，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促成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强盛为诗歌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南北、中外的文化交流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唐统治者的开明政治和“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则更为直接地刺激了诗歌的迅猛发展。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详见本书《全唐诗》篇)
诗风唐韵、绵延不断
宋代，词最流行，但诗也并未衰竭。虽然总的成就，宋诗比不上唐诗，但诗人、作品数量不减唐代。宋诗进一步拓展了唐诗的题材，风貌也和唐代存在明显不同。
北宋初年，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社会呈现了繁荣的景象。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廷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个时候，首先出现在诗坛上的是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西昆派诗歌形式上追踪晚唐李商隐，讲究对偶，多用典故，雕章丽句，但缺乏实际内容。这种内容空虚，徒具形式的诗风，由于适应了宋初歌舞升平的需要，在诗坛上风靡了几十年。
为了扭转西昆派的形式主义诗风、柳开、王禹称、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掀起了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王禹称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宋初浮华诗风，并在创作上付诸实践的优秀诗人。但真正显示出北宋诗文革新的实绩，并取代了西昆体在诗坛上的统治地位的是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
梅尧臣主张诗歌必须写实，要有兴寄，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刺”与“美”。宋诗的工巧和散文化、议论话的特点，在梅尧臣的诗中已露出了端倪。苏舜钦的诗和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但苏诗粗犷豪迈，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反映民生疾苦上，比梅更加大胆直率。他们在艺术上都有失之粗糙的缺点。
在“苏梅”稍后的欧阳修，一面鼓吹“苏梅”的诗歌，说“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寞收雷声”，一面通过《六一词话》来阐明自己的主张。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浮艳诗风，“以气格为主”，在“平易流畅”上下功夫。在表现手法上，他接受韩愈的影响，常以散文为诗，有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造语险怪和生僻的弊病。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使他的某些诗歌缺乏生动的形象，缺乏音乐美。
继欧阳修而起的，有王安石、苏轼等人；继续扫荡西昆体的不良影响，巩固和发扬宋诗革新运动的成果，并以卓越的才能从事创作，使宋诗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散文化、议论化、冲淡自然。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自宋神宗熙宁二年，任参政知事后，积极推行新法，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晚年退居江宁，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反对西昆体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认为“文者，多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他的诗歌如《感事》、《河北民》、《明妃曲》、《商鞅》等不仅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而且造诣很高，具有独特的风格。王安石晚年罢相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写出了不少名篇。如《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中第三句是中国古诗炼字炼句的名例，一个“绿”字境界全出，表现了王安石深厚的艺术功力。另外象《书湖阴先生壁》、《江上》、等也都是这样的绝妙好诗。苏轼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宋词豪放派词祖，他的诗歌创作也代表着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苏轼才高学富，思想自由奔放，写诗也往往不受格律限制，又常常以禅理入诗。诗歌流畅自然，挥洒自如，有着比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详见本书《苏轼》篇)
苏轼稍后的诗坛上出现了“江西诗派”，它的领袖人物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同他的前辈一样，不满意西昆体的浮靡诗风。他主张学习杜甫、韩愈，“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脱胎换骨”。然而，他只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并没有很好地继承前人的精神。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太偏重文字技巧，故意追求新奇峭刻，结果使作品生硬晦涩，内容空泛。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歌流派的艺术巨匠，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也写出了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黄的诗歌创作及其主张反映了当时诗坛脱离现实，以才学相高，以议论相尚的倾向。自黄之后，一般诗人就趋向于在字面技巧上下功夫，形成了“江西诗派”。其主要人物有：陈师道、徐俯、洪炎、江端友、韩驹、吕本中等二十多人，几乎占据了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整个诗坛。
正当“江西诗派”流行诗坛的时候，金兵入侵的鼙鼓声震撼了所有诗人。从此，反映抗敌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成了整个南宋诗坛的主调。南宋前期，曾是江西诗派的陈与义、曾几，和以描绘田园山水著称的杨万里、范成大，都创作了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更以激昂悲壮的歌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爱国思想，成为南宋诗歌的高峰。
陆游现存诗歌九千三百多首，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贯穿了所有诗篇。在艺术上，陆游诗歌多体俱工，语言晓畅平易，精炼自然。陆游唱出了那一时代最高亢的歌声。(详见本书《陆游》篇)
陆游和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和范成大都写过不少忧国忧民的诗作，但更能代表他们特色的是他们晚年弃官归隐以后创作的那些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和崇尚自然的山水田园诗。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幽默恢谐、想象新颖，语言自然活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就是这样的名作：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天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范成大的田园诗象一长卷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夏日田园杂兴》之七：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诗歌描绘了辛勤而宁静的农家生活，流露出诗人的赞美之情。
南宋后期，随着宋金对峙的渐趋稳定，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都公开反对江西诗派，但由于这些人对现实大都取逃避态度，诗的成就不高，但其中“江湖诗派”的诗人刘克庄、戴复古等，没有完全忘怀世事，写出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南宋灭亡前后，随着宋元之间民族矛盾的激化，文天祥、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写出了一些表现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思想内容上，宋朝积贫积弱，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时代条件，使宋诗表现了比唐诗更为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风格上，宋诗在达到顶峰的唐诗之后必须另辟新路，而尚禅、重理的现实土壤，又不能不使宋代诗人受到禅、理之学的漏染。历史和现实的两种合力，造成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这种特点，既显示了宋诗的独特艺术成就，也反映出宋诗“终非古人之诗”的弊病。
元代文学以曲为主，诗歌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诗人不少，但都成就不大。元代诗人，比较重要的有刘因、赵孟虎、虞集、杨载、王冕、杨维桢，以及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刺、揭奚斯、耶律楚材等。元初诗人刘因、赵孟虎等，多为宋金遗民，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作品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中期以后，风气渐变，提倡诗以唐人为宗，但大都追求词采华丽，对仗工整，很少创作变化。这时期号称元代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奚斯等人的诗，多为歌咏升平，描绘山水，题画赠答之作，实际成就不高。元代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一些诗人用诗歌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现实黑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王冕、杨维桢是这时期诗坛的代表，王冕的诗风比较朴直豪放，和元后期纤细柔弱的一般诗风很不相同。如《墨梅》：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样的诗诗风接近李白，颇能表现诗人豪迈孤傲的性格。
明代，社会多半时间处于表面升平的状况，诗坛歌功颂德的风气较浓，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明初，刘基、高启等人由于经历过元末的社会动乱，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而当时占据诗坛统治地位的却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他们多是官僚显贵，写诗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粉饰现实。民族英雄于谦不受“台阁体”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富有现实内容的诗歌，显得非常可贵。稍后出现的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自称宗法杜甫，实际追求典雅声律，也没有什么成功之作。明朝中叶，为反对“台阁体“，先后出现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的诗歌复古运动。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扭转台阁体诗风起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对古代诗歌句拟字摹，又走上了另一条形式主义道路。万历时期，李贽和受他影响的三袁“公安派”向前后七子复古主张进行了猛烈攻击。
辛亥革命时期，诗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武器，一些革命领导人和同情革命的作家，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谨，以及柳亚子等南社诗人，都用诗歌抒发革命情怀，产生了许多爱国诗歌作品。其中有的诗人在风格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新诗发展浪潮汹涌，但运用旧体诗写作仍是诗坛一大洪流。许多作家诗人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都有旧体诗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董必武、陈毅、朱德、叶剑英等，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也写了大量抒发革命情怀的诗作。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优秀而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创作手法精巧蕴藉，境界宏伟瑰丽、风格豪放壮阔，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和西方诗歌传统相比，中国古典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首先，它是依靠抒情言志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我国奴隶社会把诗歌作为正人伦、美教化的工具。而西汉以后，儒家“美”“刺”的诗学传统既造就了诗歌在封建文学中的正宗地位，也使其带上了浓重的道德色彩。魏晋南北朝时的“诗缘情”说和儒家的诗学传统相对立，也是中国古人对诗歌抒情特征的一种基本认识。第二，注重意境创造运用“比”、“兴”手法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特征。“比兴”手法从《诗经》开始，经过屈原的开拓，成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和深入发展，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幽深含蓄、意境深远的独特风格。第三，诗歌是有节奏的，而诗歌的节奏必须符合语言的民族特点，汉字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每个音节又包括声、韵、调三个部分。古代诗人不仅自觉地运用民族语言中富有音乐性的节奏，而且总结出一套美化诗歌节奏的规律——格律，讲究声韵格律成为中国诗歌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诗歌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萌生、发展、鼎盛，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走进祖国诗歌的历史，去感受古代先贤诗的传统、诗的风格、诗的精神，带给我们的仍然是无尽的遐思，无限的启迪。
